研发生态链初成 药企创新已是绝佳时机

　　生意社11月23日讯　在医药研发投入上，中国的企业与政府年均投入约8亿美元，同时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这是记者从“中国药物创新论坛——战略与决策研讨会”上获悉的。

　　日前，一批中国医药领军企业的“领头羊”齐聚上海张江药谷，共同探讨中国式创新药物之路。“没有巨头的规模和资金，中国一样能做出新药”，论坛上众多业内人士不约而同地这样认为。

　　应有的中国模式

　　8亿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字，然而比起美国的837亿美元和英国的131亿美元，又显得很孱弱。对于“缺钱”的中国企业而言，仿创结合、量体裁衣的研发创新之路显然更有实际意义。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表示，中国企业的创新应该有自己的模式和路子。

　　“从创新战略和发展而言，企业希望有新药，但是以卖仿制药赚来的钱做创新药，财力有限。”江苏恒瑞董事长孙飘扬认为，企业必须结合情况，集中财力，有所为有所不为。

　　恒瑞在上海建立了新药研发中心已于2004年正式投入使用。孙飘扬透露，目前恒瑞的药物发现阶段主要由该研究中心完成，开发部分则委托CRO、科研单位完成或者由企业自己做。在药物发现阶段，恒瑞选择靶标时要求比现有的治疗方法有改进，同时考虑临床试验周期，对于周期长、费用大、需要临床样本量大的项目慎重立题。此外还严格遵循“一旦发现问题，要果断停止”的原则，这既是对企业创新风险的管控，也是创新策略的一部分。

　　先声药业董事长任晋生则认为，“自主创新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自力更生”，联合开发亦是一条可行之路。据了解，先声药业先后对上海赛金、江苏延申进行股权收购，并与美国OSI药业合作。

　　实际上，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不失为一个“省钱”的研发模式。如今年4月，葛兰素史克和辉瑞宣布合作成立一家新公司专门研制和销售抗艾药，据悉，新成立的企业将掌握11种可在市场上销售的抗艾药，有望占据19%的全球市场份额。

　　同时，与国外企业合作，参与整个研发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总裁杜莹认为，对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有一定资金实力的企业，如果自己在研发上比较薄弱，也可以花钱买入，例如形成战略发展同盟、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的国内部分、协议取得新药的国内销售权等。

　　研发生态链初成

　　对于中国医药研发领域，杜莹用“正日渐成熟”来描绘她眼中的这一生态链。

　　杜莹认为，构建该链条的“紧密层”是人才、政策、法律和市场。中国医药市场容量的不断增加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也在日趋完善，大量海归人才加盟国内企业，本土培养的基础人才在不断成长，让链条的“紧密层”变得稳固。

　　在紧密层之外，外包服务提供商、风投和私募、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大学及科研机构、仪器设备提供商、跨国大型药企等在中国医药产业环境下共同成长，使研发生态链条变得完整。

　　与此同时，国家、各级政府以及企业近几年在新药创制上的投入正逐渐增加，不断催化着链条的完善和成熟。

　　王宏广在论坛上透露了一些数据：目前规划中的生物和医药产业投入，江苏为3000亿元，上海为2000亿元，北京、湖北、辽宁分别达1000亿元；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国际合作计划等均包含了生物医药项目，在医药研发投入上，中国的企业与政府年均投入约8亿美元，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

　　另一方面，王宏广认为，中国的新药开发成本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这也是中国的研发优势之一。一项对12种一类生物技术新药的调研表明，其平均研发周期为10年，而费用约为4700万元，远低于西方国家。

　　谈及药物研发可能耗费的时间和金钱，上海美迪西生物医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陈春麟认为，在企业的主要研发模式从独立研发转变为合作研发之后，研发时间长、费用高的固有认知应该有所改变。他指出，从研发想法起始到临床前研究阶段，国内大约费用是300万～600万美元，美国的费用约为2000万美元，一些国内大型CRO已经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合成一定数量的临床前化合物。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数量的研发平台，积累了不少经验，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大量人才的回归，国内大企业实力的增强使新药研发的费用变得能够承受，现在到了进行新药研发的绝佳时间。”陈春麟说。

　　“未来8年对中国而言将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为什么不能用中国的新药和中国的成本来造福世界人民呢？”杜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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