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名社工与440个吸毒者

    社区戒毒办公室的爱心小屋。 今天是6月26日，世界禁毒日。 毒品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害，在当今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够避开它的浩劫。南京自1992年发现第一例吸毒人员至今，全市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9000多人。 一日沾毒，终身戒毒。他们屡戒屡吸、屡吸屡戒；毒瘾发作时，哭天抢地；无钱买毒时，坑蒙偷骗……遇到“瘾君子”，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与他们打交道

    居高不下的复吸率

    促使我市试水社区禁毒新模式的，是居高不下的复吸率。据我国禁毒委和联合国的相关报告，截至2008年，我国吸毒人群中的复吸率为95%以上。我市每年新增的海洛因吸食者数量非常有限，但原有的吸毒人群却始终难以“治愈”。

    “其实，生理上的毒瘾并没那么可怕。”市戒毒所所长韩志强告诉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不管他原来瘾有多深，发起瘾来鼻涕眼泪一大把也好，以头撞墙也好，只要进了戒毒所，接受治疗，脱离原有的圈子，一周就能恢复正常，体重都会增加。”

    他的说法真实可信。在市戒毒所，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见到的吸毒者，与其强制戒毒前照片对比，个个显得胖多了。

    然而，心瘾难除。

    “心瘾啊，我感觉，一辈子摆脱不了。我经常做梦，会梦到到处去拿货，要不就是拿着针管打针……”

    这是一名多次复吸者的自述。对于没有接触过毒品的大多数人来说，“心瘾”是一个很难用言语说明的诱惑。无论是坚持了多久的戒毒者，只要有一个合适的时机，“心瘾”就会攻破心理防线。

    今年5月被警方送进市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的一名女性吸毒者的10年戒毒路，充分说明了“心瘾”之难戒。

    这名叫朱明芹（化名）的女子，是浦口人。1999年，在苏州打工的她，在男友吸毒后飘飘欲仙状态的引诱下，走上了吸毒道路。从此，她无法离开毒魔。

    2001年，朱明芹被苏州警方强制戒毒。这对于一个从小规规矩矩的年轻女子打击非常大。在戒毒所的3个月时间里，她每天都用笔在纸上写下誓言：绝不再碰毒品。

    然而，就在她出所的当天晚上，欢迎她归来的“粉友”们，劝她最后吸一次：“还个愿吧，以后你就跟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尽管知道不能再碰，但朱明芹心里的“瘾”还是指挥着她，自欺欺人地“还愿”。

    结果可想而知，这次吸毒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在家人的责骂声中，朱明芹选择了自愿戒毒。当时，家人为她设计了一种“晕迷戒毒法”，只要她毒瘾发作，就服用安眠药，让她晕睡过去。然而，只要一醒过来，她就迫不及待地出门寻找毒品。

    后来，她又被家人带回浦口农村，与世隔绝地生活了5年。这5年里，朱明芹结婚生子，彻底脱离了原来的毒品圈子。

    可朱明芹的心里，总有对毒品挥之不去的渴望。只是，在浦口农村，她无法找到毒品。

    5年的时间很快过去，家人都以为她已经戒毒成功。可就在今年5月，一次返回苏州看望朋友的经历，让她再次复吸。

    “我忘不了那种感觉，一辈子都忘不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戒毒所，朱明芹老老实实地告诉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

    朱明芹的困惑，也是警方的困惑。居高不下的复吸率，让禁毒工作者反思原有的戒毒模式。

    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毒品问题专家许惠宏告诉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最关键的问题，是吸毒者不可能在戒毒所里待一辈子，他们要重返社会，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警力去对他们进行跟踪管控教育。”

    吸毒者的确要重归社会。此时的他们，面对的依然是一片混沌的世界。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生活来源，原有的“粉友”圈子再度粘上，很多人又走上复吸道路。

    他们，与瘾君子“亲密接触”

    禁毒改革，势在必行。社工进入了警方视线。

    在国外，由社工而不是警察对吸毒人员进行管理教育，是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禁毒模式。

    地处南京城南的秦淮区，登记在册吸毒人员超过千人，占全区人口的4％。，成为南京试水禁毒新模式的“试验区”。2007年6月，第一批12名禁毒社工，在秦淮区夫子庙、中华门街道招聘产生，他们的月薪在千元左右，由政府支付。

    这是一群以退休社委会主任为主的社工队伍。“毕竟吸毒的人，社会上还是有偏见甚至排斥的。”秦淮区禁毒办副主任唐云山说，所以招聘第一批禁毒社工时，有丰富居民工作经验的社委会主任成了主力。

    尽管如此，这些社工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社工和吸毒人员的比例是1:50，也就是说，一个社工要对口管理50个左右的吸毒人员。

    昨天，在夫子庙街道社区禁毒办公室，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与汪宝兰、周明政、严仁初、李新华这4位禁毒社工展开了对话。

    汪宝兰是夫子庙街道一名禁毒社工，这位前任乌衣巷社委会主任，走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工作岗位。

    “第一次上门的感受，确实让人紧张。吸毒的人怕光、怕风，一年四季窗户总是关着，家里都有一股味道。”汪宝兰说，她的家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家人都教我，到他们家里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不能靠得太近。”她笑着说。

    更让这些初次接触吸毒者的社工们难堪的，是吸毒者的排斥心理。

    “哪一个？干吗事啊？”社工周明政说，吸毒者的家门特别难敲开，他们敲半天，得到的往往是含有敌意的回答。

    不过，让社工们自豪的是，这些难题最终被他们破解，“因为我们不是穿制服的，不是上门去抓他们的。”社工严仁初说，“我们年龄都不小了，看到年轻男的，就喊小伙子，看到年轻女的，就喊丫头，这样亲和力好，彼此都不拘束。”

    这群不穿制服的禁毒工作者，在拉近了与吸毒者的距离之后，开展工作的方式，也与以往警察的工作方式不同。

    “我平时和他们讲话，不讲大道理，就说家常话。我说，‘你拿100块钱去买毒品，还不如去饭馆吃饭。你吸毒，还得躲公安，哪个好？”在社工们的讲述中，这样的心理攻势对吸毒者成效明显。

    “有时候，我就像骂自己小孩一样，劈头盖脸把他们弄一顿。比如说一个中年女的，吸毒。我就骂她，‘都四十几岁的人了，小孩都谈对象了，你对得起谁啊？你好意思啊？’她老公在旁边说，骂得好啊。”汪宝兰笑着说。

    针对多数吸毒者因吸致贫的现状，禁毒社工们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他们解决生活难题。符合条件的，尽量帮他们申请低保；有能力工作的，尽量介绍工作。受社会歧视而找不到工作，是吸毒者面临的普遍问题。一个吸毒人员，戒毒后本来在一家家具城当保安。但后来家具城知道这人吸毒，就要换掉他。社工们听说后，上门找家具城经理：“你是他领导，我们也算是他领导，我们一起把他往上面拉拉，他就得救了。”在社工们言辞恳切的请求下，家具城最终留用了这名吸毒者。

    在与吸毒者接触的过程中，社工们对他们的看法也在逐渐改变。“其实，接触多了，就会发现，他们并不是那种十恶不赦的人，他们想戒毒，但靠他们自己的意志戒不掉，他们是特殊病人。”汪宝兰说，对待病人，就是要关心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难题。

    频繁出现的“两道杠”

    家常式的交流，解决生活困难，只能是稳住吸毒者心理，社工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吸毒者是否复吸。警方为社工们配备了吗啡检测诊断试剂，由他们对社区吸毒者进行例检。

    吗啡检测诊断试剂俗称尿检剂，只要对人的尿液取样检测，根据试剂显示的图案，判断此人是否吸毒。图案是二道红线，显示为阴性，证明没有吸毒；如果图案是一道红线，显示为阳性，则说明吸毒了。

    “两道杠”成了吸毒人员的梦想。

    现在，社工们拿着让吸毒者胆战心惊的尿检剂上门，目的就是控制复吸率。

    “这个工作一开始很难为人，因为要防止他们自测做假，必须我们亲自采样。”社工周明政说，但正是这种贴心的帮助，为他们感化吸毒者提供了支持。

    “有个吸毒女青年，我和她妈妈联系很紧。有一次，这个女青年感冒了，躲起来，不肯做尿检，担心吃的药对尿检有影响。我打电话给她说，感冒也要来。来了，一检测，二道杠，她妈妈千恩万谢。”汪宝兰说，对吸毒人员进行尿检的过程，也是与吸毒者及其家人交流的过程。现在，不少吸毒者家人都学会了使用尿检剂，密切配合社工进行监督。

    但是，尿检并不是这么一帆风顺。家住乌衣巷的薛家姐弟都吸毒。弟弟薛聪（化名）脾气暴躁，民警上门做尿检，他都恶语相向，社工上门，他上来就要挥拳相向。

    周明政说，为了安全，每次都安排两人上门，分别做这姐弟俩的工作。最终，薛聪接受了社工，愿意尿检。

    周明政取样测试时注意到，薛聪的神色非常紧张。他知道，这是条件反射，所有多次被警方处理过的吸毒人员，对尿检都非常紧张。

    但是，结果却让人欣慰，两道杠，阴性。

    薛聪脸色缓和下来，对自己的母亲说，“我就说我没吸了，你还不信，现在信了吧。”他的母亲欣慰地笑了。

    “以前，我看见尿检就害怕，有时候吓得尿不出来。现在，我要经常测，因为，我要证明给我家人看，我不吸了。”薛聪说。

    对“两道杠”的追求，不仅是吸毒人员的渴望，也是社工和警方的共同目标。

    这种社区禁毒模式，目前已在秦淮区取得了明显成效。据统计，2007年6月-2008年12月，秦淮区禁毒社工监控服务的440名吸毒人员，仅有10人复吸，这说明至少有95%以上的吸毒人员在接受帮教服务期间未复吸。这与此前高达95%的复吸率形成鲜明对比。

    我市对社区戒毒模式的大胆探索，也得到了国家法律的支持与认可。2008年6月1日开始施行的《禁毒法》，首次将“社区戒毒”作为重要的戒毒措施写入《禁毒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