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辨识内资企业的"民族牌"

    理性辨识内资企业的"民族牌"

    社评

    近日传出的消息,雀巢可能接手陷入困境的太子奶集团,这家国内企业由于扩张和过度借贷,在去年遭受三聚氰胺事件打击之后,资金链断裂,一度处于停产状态,后被当地政府以租赁方式接管；如果与雀巢的交易能够达成,当然是一种可行的商业选择。

    如果有企业愿意接手太子奶,三家外资投行股东能全身而退,各家贷款银行和众多被拖欠了大量货款和集资款的经销商和供应商,也有望收回此前无望的欠款,而地方政府也保住了一个重要税源和数千就业机会,可谓皆大欢喜；唯一不满意的当事者,是某位当初放手豪赌,至今不甘认输的大股东,此人表示坚决抵制雀巢收购,并理直气壮的扛出了保护民族品牌这面大旗。

    该大股东声称雀巢对太子奶早有图谋,并暗示三家投行与雀巢配合作局,而实际上从事情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三家投行压根没有预料到也不想要现在的结果,这笔投资对于他们是一次巨大的失败；在融资协议的对赌条款(VAM)中,规定了30%的业绩增长线,低于该线投行可获得控股权；这意味着投行尽管对该大股东的业绩保证有疑虑,但至少认为控股权是有价值的；而事实上,他们在VAM被触发、受让此人的全部股权、并接管企业后,才发现他们得到的是个烂摊子,弃之唯恐不及,于是,在株洲政府决定介入救助之后,投行立刻将刚刚获得的股权重新还给该大股东；如果他们是与雀巢配合作局,当时直接卖给雀巢岂不省事?

    近年来,经济民族主义这面大旗,似乎非常流行。从娃哈哈—达能纠纷、凯雷并购徐工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案,屡试不爽,成了国内企业和商人争取自身利益的杀手锏。虽然我们承认,的确有一部分外资对内资的并购存在着“品牌消灭”“价值矮化”等恶意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动辄扛起经济民族主义旗帜。

    实际上,把“民族主义”过度地引入具体的经营和交易活动中,会导致一系列自相矛盾的结果；企业的每一项经营、借贷和股权变动行为,所影响的不仅是企业本身的利益,也影响着他的大小股东、雇员、消费者、供应商、债权人和保险承保人的利益,这些利益通常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如果你将国内企业及其本国籍大股东的利益视为民族利益,那么其他本国相关者的利益何尝不是民族利益?

    为了保护民族企业,可否听任民族银行承担额外风险?听任民族工人接受较低工资和更恶劣的劳动条件?听任民族经销商和民族供应商被拖欠更多货款?听任民族股民接受更多虚假信息和内幕交易?或许有人会设计一个公式,像环保专家计算碳足迹那样计算各项经济行为的“民族利益含量”,然而经济学家哈耶克早就指出,诸如此类的计算是不可能的；在一个由庞大而复杂的合作与交易网络所构成的经济系统中,在一个商品、资本和劳动可以自由流动的开放市场中,你注定无法辨别一项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或损害了民族利益。

    市场经济的好处便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秩序,在此之下,人们不必就集体利益和价值观达成一致看法,便可经由和平的合作和交易而谋求各自认为值得谋求的利益；或许你认为你正在为增进民族、地方、团体或国家利益而努力,但那也仅是以你的方式追求你所认定的集体利益,别人或许不同意你的认定,或许不赞成你的方法,或许更看重其他价值。但如果你借民族利益之名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来迎合你的诉求,进而借民族主义口号所带来的正当性求诸政府权力来满足你的要求,那就越过了自愿和公正的界线,这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