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培养新一代国际农场主

    人们一提起全球化，总是想到金融、制造业、高科技，想到那些跨国公司、来料加工厂。很少有人想到农业、想到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农业全球化

    然而，农业全球化是一个潜在的大潮。野村证券的分析家Richard Ferguson甚至把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外包分为三个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制造业外包，第二次浪潮则是90年代的信息产业外包，如今发生的是第三次浪潮即农业外包。《经济学人》不久前也发表专门报道，题目就是“外包第三潮”，细致分析了当今日益国际化的土地竞争。

    全球的土地紧缺，一直是被能源和环境危机所掩盖的一个大问题。这一问题，在2007~2008年间突然爆发出来。从2007年年初到2008年中期，《经济学人》的食品价格指数增长了78%，大豆和米价上涨了130%。这几乎快赶上了油价的暴涨。同时，食物库存大幅度下降。在世界前五大谷物出口国，库存与消费加出口之比从15%的10年平均水平下降到了11%。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频频出现粮食骚动，基本的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甚至美国的有些超级市场也一度出现限量购米的现象。

    几十年不遇的世界经济衰退，似乎一下子缓解了粮食危机。但是，这一短期的缓解难以掩盖长期的问题。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出口国，按说农业技术最发达，农业资源最丰富，也最不应该有危机感。我们不妨就从这里谈起。

    按现在1.1%的年增长速度，未来60年美国人口将增加到5.6亿，和“六亿神州尽舜尧”时代的中国差不多了（而这“六亿舜尧”不到40年就翻番了）。以现在的标准，需要1.2英亩土地为一个美国人提供粮食、蔬菜水果以及各种其他资源。每增加一个美国人，就需要把1英亩的土地从农业或居住用地转化为高速公路等建设用地。美国人的食物99.5%来自土地，剩下的则是水产品。如今4.7亿英亩的耕地，在城市化中每年以百万英亩的速度流失。另外，有200万英亩在盐碱化、洪水等自然侵蚀中流失。按目前的速度，未来60年将有1.2亿英亩的耕地流失。目前美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为1.6英亩，维持一个人多种食品的供应需要1.2英亩耕地。这也是美国出现农产品(12.29,-0.43,-3.38%)剩余的一大原因。但是，到2050年，美国人均耕地拥有量仅为0.6英亩。在目前的生产水平上，不仅不可能出口粮食，而且可能成为一个大农业进口国。

    在今天，如果美国这个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不再出口粮食，国际市场的粮价就会暴涨，更不用说美国要大量进口了。实际上，美国还是在这方面问题最轻的国家之一。如今世界人口的增长虽然有放缓的趋势，但人口增长的自然惯性要持续几十年。新增的人口、中印等崛起国家因为食物结构改善而刺激的新粮食需求，以及植物再生能源的生产与粮食争地等等，所有这些大趋势都指向粮食的紧缺。另外，耕地需要水才能维持。中东产油国家缺水限制了其农业的发展、无法支持其日益增加的人口。中国北方的干旱愈演愈烈。韩国也面临严重的水资源问题。所有这些国家，面对未来都如坐针毡。

    另一方面，以非洲为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农业非常落后，产量低、政治不稳定，经常造成饥荒。这些国家的农业潜力很大，但自己无法开发。于是中东各国、中国、韩国等农业资源稀缺国，大举进军这些地区，进行农业外包。根据在华盛顿的一个思想库“世界食物政策研究所”的估计，自2006年以来，在这些贫困国家中，大约有1500万到2000万公顷的耕地已经或正在被拿来和外国的投资者进行交易。这大致相当于法国的所有耕地或欧盟耕地总量的五分之一。这些交易的价值，大致达到200亿到300亿美元。比如，沙特在埃塞俄比亚投资了1亿美元租用土地种植小麦、大麦、水稻。在苏丹，韩国做成了69万公顷的土地交易；阿联酋和埃及则各得40万公顷左右，用于种植小麦。苏丹这个非洲最大的国家，传统中阿拉伯世界的粮仓，将把五分之一的土地留给阿拉伯各国的政府。中国则在刚果建成了280万公顷的世界最大的棕榈油种植场。在亚洲，菲律宾、柬埔寨等国的土地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

    双重风险

    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农业资源的博弈，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不过，在这一竞争中，中国受到“西方主义”和“本土主义”的两方面压力。

    所谓“西方主义”，是指西方国家不希望看到中国等国家农业的全球扩张。他们甚至将之冠以“新殖民主义”。西方国家的一大指责是，这些穷国本来就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年年闹饥荒，年年需要国际援助。但是，当国际社会把救灾粮食运进这些国家时，外国的农业投资者则把大量粮食运出。这实际上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利益。“本土主义”则是来自这些接受外资的国家内部的抵抗。这除了一般的排外本能外，其中一大理由是这些国家政治腐败，政府经常把本国老百姓世世代代拥有或耕种的土地收夺过来卖给外国投资者。这样，当地人就觉得是外资抢了他们的地，外资进而成为众矢之的。尝够了拆迁之苦的中国人，想必对此很容易理解。

    “西方主义”的压力应该有办法对付。所谓外资抢夺穷国的食物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穷国长年政治不稳定，经济落后，无力开发自己的农业资源，急需外资的介入。有人估算过，外资开发的土地，每公顷的产量至少比非洲现在的平均产量高出一倍。仅此一项，就多出了3000万到4000万吨的谷物。而世界一年的谷物交易额也不过才2.2亿吨。饼做大了，自然就好分。中国应该和当地政府发展出互益的合作方式，比如按总产量的一定比例为当地社会供应粮食。要知道，当地农民种的地，比起中国投资的农场来说亩产一半也不到。中国建的农场即使把产量的一半卖给当地，一半运回国，也并没有影响当地的粮食供应。实际上，在赞比亚，大约四分之一的鸡蛋都是中国农场供应的。只要能够长期为解决当地粮食供应问题作出贡献，“新殖民主义”的理论也就不攻自破。

    而“本土主义”的威胁则更难对付一些。因为当地政治不够清明，政府确实经常把掠夺来的土地转让给外资。而政治不稳定也经常导致权力的不正常交替。如果和政府站得太近，太不顾及社会的反应，则一旦政府垮台、反对力量执政，则过去通过政府而进行的投资就都前功尽弃。所以，如何既和政府打交道又和当地社会打交道，是农业全球化成功的关键。

    中国有大量过剩的农业人口。把大量农民送到海外精耕细作，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大量的农业移民最容易引起“本土主义”的仇外情绪，并不是个可靠的道路。中国需要的是培养新一代国际农场主。这些人不仅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并且懂得经营管理、了解外国的文化和社会、掌握着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出去组织生产，雇佣当地人为自己服务。培养这样的人才，对我们的农学院是一个新的挑战。同时，中国在军事上也必须发展出能够随时救助自己侨民的快速反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