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城市化”值得警惕

日前，新华网与《半月谈》联合报道，近年来，我国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7%，拥有6.07亿城镇人口，形成建制城市655座，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座，超大城市39座。新一轮城市化进程已经涌起，并呈现势不可挡的趋势：农居集中化，郊区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大拆大建，紧锣密鼓。虽然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逆转，但我们一定不能急功近利，盲目扩张，走粗放经营的老路；拉动内需的机遇不可错失，但不能只重数字不重人，只重城市规模不重民生福祉。为此，我们请来三位作者，从不同角度解读“城市化”问题。—编者按

偏向的城市化应当缓行

一德

6月中旬，社会科学院公布最新的城市化数据，中国城镇化率2008年达45.7%，城镇人口6.07亿。1978年城市化率为17.92％，1999年为30.09％，中国的城市化呈现很大的加速度。

通常的说法，一个国家如果能够达到60%的城市人口，就达到了现代化指标。中国的城市化率似乎已经很接近现代化水平。当前，全球金融危机见底预期增强，新一轮的城市化热潮再度掀起，农居集中化、乡村城镇化、郊区城市化发展得热火朝天。

但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制“城市化”，已经陷入单纯的城市开发范畴，城市化的本义即依靠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的目标并不清晰，模糊了与工业化需求相匹配的城市化目标。

首先，相对于工业化速度和水平，中国已处于过度城市化的边缘，城市化主要依靠传统第三产业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支撑的城市化。城市对农村和社会人口、资源、资本和生产力的整合有限，不能为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迁入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城市就业，城市化的实质与内涵不足。

2002年《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显示，该地区城市化率最高的乌拉圭为92.6%。但乌拉圭是传统农牧业国家，工业主要是农牧产品加工业，2006年乌拉圭的贫困人口比例甚至高达27.4%。可见，并非适应工业化需求的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实质意义。

其次，城市化被赋予改变经济二元结构的使命，但城市化并不是等同于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小城镇模式，九十年代中期的中等城市模式及随后的大城市发展模式，直到“十五”期间的城市群和城市带发展模式。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但经济的二元结构和城乡统筹一体化问题仍待制度层面破解。因此，城市化战略需要回归本位，不能被曲解和利益裹挟。

再次，在多数发达国家抛弃了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时，中国需审慎考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对城市化水平的需求。中国的工业化或许正在失去最大的需求，市场、环境和资源对工业化进程的支撑开始产生很大变数。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拉动的转型，对农村经济的内生性增长空间寄予很大希望，对城市化需求反而相应减弱。因此，非但不能继续推进走偏了的城市化进程，反而应当实实在在地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拓展农村对经济结构转型的贡献。

如同用GDP增长率考核地方政府政绩不合理一样，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将导致社会发展规划的畸形。城市化不代表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唯一方向，城市化率更不应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走偏了的城市化进程，应当适时缓行调整。

作者系网易财经中心副主编

“和谐城市化”重在改善民生

胡进

所谓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产业、资本、市场的集中过程；或者说，它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整个经济活动集中的过程。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工业化，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部门比重逐渐扩大，农业部门比重逐渐缩小。这种结构转变的显著特征是人口流动，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工业化和城市化总是相伴而行。当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时候，人口也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迁移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刘易斯、拉尼斯·费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既是对产业结构转变机制的描述，同时也是对城市化过程的描述。

既然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工业化决定城市化，那么结论就很简单：工业化远未完成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到终结的时候。综观全球，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来观察，随着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上升，其城市化水平也相应地上升。

毫无疑问，未来数十年，工业化不断深入的中国，必将掀起城市化的浪潮，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和谐城市化，和谐城市化的特点就是改善民生。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甚至可以说，“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和谐‘城市化’”正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重点策略之一。

中国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发展不和谐。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从中获得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乃至个人财富的增值。然而，大量的农民虽然为推进中国城市化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汗水，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这一巨大群体却获益较少。

城市化直接产生的最重大的民生问题，是因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民生问题，也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第一大挑战，也就是以民生为重点的中国式城市化。

健康而合理地来推进城市化、健康有序的来增加城市人口、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合理的迁移和转移，做好他们进城以后的生活、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等等，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创造，这才是中国式城市化的内涵。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如何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

张璐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在两种力量的角逐下前行。

一方面，不可否认，城市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选择。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30年，将有5亿农民进城，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这一过程不可逆转，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率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城市化战略也俨然成为地方官员主政的“圣经”。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决定了，城市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政府征地的过程。5亿农民被城市化，其实也就意味着5亿农民将失去土地。政府的热情一旦被调动起来，在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况下，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几乎不可避免。在某些官员眼中，农民成为城市化的最主要阻力。

在过去的近30年中，由于各地盲目的城市化大跃进，留下了大量半拉子工程，“城市化”这个名词在人们的心目中，也完成了从天使到魔鬼的蜕变。豪华的楼堂馆所和雄伟的道路广场固然是彰显官员政绩的绝佳样板，但如果把地方政府在城市化狂飙中普遍存在的非法用地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归咎于此，未免过于表面。

中国城市化问题的顽疾在于，现有的土地制度限制了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权利，而政府则可从中获取暴利。《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或村集体无权改变土地用途，也无法直接和开发商或城市居民交易。农用地要变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政府征收，在土地用途转变的同时，土地权属也已易主。

城市化建设需要土地。在农民手中，只能长出庄稼和蔬菜的农用地，经过政府的征收，则变成了可以长出工厂和商厦的国有建设用地。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得到了有限的征地补偿，而政府则可以将土地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凭空生财。

事实上，土地财政已经成为不少中国地方政府隐秘的运行逻辑：它们高举城市化的大旗，占领政治正确的高地，无视农民的意愿和土地权益，大肆跑马圈占土地。

显然，中央政府的监管和调控是平衡两种力量的重要指标，而眼下新一轮的城市化热潮，即和不久前出台的以政府为主导的4万亿扩大内需项目不无关系。但要走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城市化怪圈，还要从法律上赋予农民权利，让他们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作者系资深媒体人士、三农问题观察员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