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二代” 一个农村少女的城市生涯

经济观察报7月18日讯 薛冬梅刚18岁，已经漂过好几个城市了。

大约六岁那年，她随父母一道离开广西老家到海南的儋州市。父母在那边开家庭酒坊，薛冬梅在那里念小学。

念到初二，薛冬梅不想继续念了。她说自己不喜欢读书，成绩也不好，在学校最开心的时光是和同学一起跳绳。

17岁的时候，她离开海南到广州，进了一家小型玩具厂。工资很低，一个小时两三块钱的收入。

干了几个月之后，她辞工来到深圳，进了姐姐所在的公司。公司在南山区，生产各种微型麦克风。姐姐的打工经验是——深圳的工厂干净，挣钱也多一些。

薛冬梅每个月的薪水是1200元，不包吃住。她和姐姐在工厂附近的南园村租了一个单间。南园村聚集了众多的打工者，拥挤的“握手楼”上贴满了牛皮癣一样的小广告，嘈杂而混乱。

租这个单间每个月花掉她们700多块，房间里没有床，姐妹俩打地铺睡觉。

薛冬梅每天工作12个小时，戴着防护帽，穿着防护衣。小姑娘说起自己的工作程序像背顺口溜一样熟悉：看显微镜、剪连接环、装组合件。看显微镜是看产品有无毛刺、划伤，有没有压平或者掉板，如果有问题要挑出来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工作薛冬梅每天重复做几千遍。

不上班的时候她一般呆在宿舍。她交往的圈子局限于同事或者老乡，有时一起打打羽毛球、跑跑步，或者躺在附近中山公园的草地上晒晒太阳。她们的活动范围很少超过南园村周边的几条街道，一个简易的溜冰场是她们喜欢逗留的场所。

每个月发到薛冬梅手里的工资一般不超过1100元，“公司总要扣去一些钱，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对于缴纳的各种社保是什么，将来怎么用，她都不清楚。相比于这些在遥远的未来才用得着的钱，她更在意几十块的补贴是不是发了下来。

薛冬梅的父母现在还在海南，哥哥在深圳打工，弟弟在广西读书，“他成绩好，我要寄钱回去让他读书。”

薛冬梅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长期留在深圳，但回老家肯定不习惯了。薛冬梅的老家是广西陆川县清湖镇一个叫永平的村子，自从儿时离别起她只回去过一次。为了在深圳打工，她匆忙回去过一次办身份证。薛冬梅在那里没有任何朋友，除了外婆和三姨，她一个人都不认识。

农民工二代

农民工进城的潮流涌动了近30年，像薛冬梅这样的第一批进城打工者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年，成为务工人群中的新鲜血液。

这一代人在身份上依然带着农民的烙印，但很多人都像薛冬梅一样自小远离乡村，和打工的父母一起寄居城市，或者到县城、镇上念书。他们不会种田，也几乎没有务农的经验。

“小时候帮父母干过一点农活，他们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要我自己干我可不会。”20岁的曾林说。曾来自湖南宁乡，在西安和北京闯荡了4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打断记者用湖南家乡话说的开场白——“请讲普通话”。

那些留在老家的孩子也从父母亲戚的打工经历中耳濡目染了城市的气息。16岁的林杰龙认为融入深圳不难，“因为我对这里很熟啊，我小时候来过。”林杰龙的老家在广东紫金，舅舅十来年前到深圳观澜开店，父亲在东莞做过生意。他上小学时暑假常来观澜找表哥玩，第一次到东莞是10岁，“房子比老家高，有公园”——这是城市留给一个10岁孩子的最初印象。

林杰龙去年3月辍学来到观澜找舅舅，先玩了几个月，下半年在深圳一家制衣厂找了份工作。两个月后林杰龙辞职了，他觉得这工作太累，每天干12个小时，时间太长。

他的父母在老家开了一家商店，林杰龙辞工后回家了一段时间，呆不住又跑了出来。他想找一份电子厂的工作，因为他听说电子厂算工资是计时而不是计件，没有制衣厂辛苦，周末不用加班。

“这些年轻人没有父辈能吃苦，但他们非常敏感，对自己的未来也比较关注”，研究农民工问题多年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林杰龙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帮助他找到工作的机会。和记者确定好采访时间和地点之后，他发来一条短信：“你能帮我找份工作吗？”

来自安徽阜阳天齐镇的朱艳丽是薛冬梅的同事，今年18岁，来深圳三年了。在她的老家，这个年纪的姑娘大多已经定了亲。谈到情感的话题，朱艳丽的观点完全不像农村的女孩子，她不屑于走那条早早定亲的人生之路。“感情对我来说很远很远，我不知道我接下来要去哪里，但一定不会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回家结婚生孩子。结婚可能是我三十岁要考虑的事情吧。”

他们的父辈仍然保留了农村惯于早婚的观念。曾林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朋友，父母一直催促春节带回家让他们看看。“反正要成家的，既然找了就定下来，两个人一起在外面有照应，我们也放心。”这是曾林母亲的观点。

曾林的父亲在广东打工，母亲在北京当保姆，他们挣够钱后打算回老家。曾林不是不愿意回去，他偶尔也会想念家乡的风物，但觉得回去之后很难谋生。他期待能融入城市，在这里扎下根来生活，不过实现这个愿望也似乎困难重重，首先需要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

“想留在深圳擦一辈子的鞋”

在城里打了四年工的曾林，依然觉得自己来自农村，和城里人不同，似乎低人一等。他很少出去玩，下了班回宿舍休息睡觉，活动的圈子也局限于老乡之间。“和老乡还敢开开玩笑，和外地的同事不好乱开玩笑，不懂他们的习俗。”曾林说。

很多农民工都像曾林一样，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主要蜷缩在老乡们狭小的圈子里。

深圳的上沙和下沙是外来农民工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在离上、下沙不远的车公庙，有三个中年妇女常年在这里摆摊擦鞋。她们都来自湖北荆州监利同一个村子。在老家，她们的房子相邻，在深圳，她们的摊位相邻。

何爱萍2004年正月第一次来到深圳，刚来的时候经常哭，因为挣钱少，还受人气，几乎天天挨城管和保安的骂。擦了半年的鞋后，她不愿意干了，觉得这么大年纪了还挨骂挺委屈。她回老家呆了几个月，再次来到深圳。“没办法，在家里挣不到钱”。

这几年何爱萍一直都在擦鞋。老公在深圳替人做装修，两三年前儿子也过来跟着父亲一块干。擦鞋的活儿比在工厂做工时间上自由，何爱萍照顾父子俩比较方便。

老乡们一起租了套房子，何爱萍一家三口住一个单间，房间面积很小，和一个车位差不多大。房租每个月大约三四百，他们不敢租更贵的，那样一个月下来什么钱都剩不下。

住房是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们最大的困扰。为了节约房租，很多农民工几家人合租一间屋子，在床边拉一道帘子，保留最底线的隐私。

何爱萍和她的老乡每天早上背着装了擦鞋工具的箱子，走20来分钟的路到车公庙摆摊，有活儿干的时候干活，没活儿的时候和老乡家长里短地聊天，或者干脆默不作声坐着。下午四五点她们收摊回家，到上沙附近的菜场买点菜回去做晚饭。

何爱萍还有一个女儿，留在老家的镇上念书。她从来没想过要把女儿带到深圳上学，高昂的借读费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她不知道深圳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可以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更没想过自己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买社会保险，“挣这么一点钱，花都不够花，还买什么保险。”

当被问到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五年，觉得自己是不是深圳人时，何爱萍大笑：“怎么会是深圳人呢？区别好大呀，深圳人早上起来跳舞，晚上吃了饭还跳舞，我们一起来就搬箱子，哪里是深圳人！”

“想留在深圳吗？”

“想啊，想留在深圳擦一辈子的鞋。”何爱萍说。

何爱萍承认，现在回老家有点不习惯了。老家夏天很热，冬天很冷，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去河里担。有一次何爱萍想冲凉，又嫌担回来的水不干净，有泥腥味儿。

对何爱萍来说，老家的好处是空气清新，住得舒服，她家盖了一栋两层小楼。最重要的是在老家不受气，不会被瞧不起。她老公一烦起来就说：“回家！回家！”

除了生活上的不习惯，回老家最大的不好是挣不到钱。何爱萍擦鞋每个月能挣千把块钱，相当于在老家种一年地的收入。她出来五年，只回去过了一个春节，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舍不得花在路上。

都市望乡人

何爱萍回老家已经无地可种。

她家分得的田地大部分被队里收回，承包给别人养螃蟹。承包的收入归大队，何爱萍不用再向队里交钱，以前每亩地需要给大队交两三百块。

剩下的几分田，70多岁的婆婆种了些蔬菜，基本能自给自足。

村民们不再像十几年前一样安于种地种菜，要不出去打工，要不承包田地做养殖。何爱萍居住的村子里，大部分田都被收走承包出去养螃蟹，养黄鳝。养殖业像赌博一样，风险很大，有时赚得很多，有时亏得很厉害。

村子里很少能见到像何爱萍这样年纪的人，留守的不是高龄的老人，就是年幼的孩子。青壮年一般都出去打工，学龄儿童一般被送到县城或镇上念书，因为村里读书的条件很差。有些人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屋门前长满了草。何爱萍家门口的草据说长了足足有一米高。

刘开明6月份做调研时考察了福建的9个村子，他看到那里田园荒芜，人烟稀少。有一个村的户籍人口300多人，常年居住的只有7个女性、5个男性，全都在60岁以上。到了晚上狗叫声特别清脆，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有一个户籍人口2000多人的村子，只有一个村小学，6个老师，10个学生，大部分孩子都去邻近的镇上念书。

福建这些村子的田地大都被用来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青壮年出去打工了，经常能看到80多岁的老人下田种地。

这种废弃的景象被几个意大利记者关注到，他们打算选一个典型的村庄，拍一组专题照片，名叫“被抛弃的农村”。

在刘开明看来，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在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10%左右，在中国，依然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乡下。

源源不断背井离乡到城市务工的农民，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的农村，刘开明认为这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一个悲剧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平均增长超过6%，所有的国民都应该有体面的生活，不应该贫富悬殊这么大”，刘开明说，“要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中国需要改革两个制度，一个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另一个就是给予农民充足的财产处置权，让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出租或者出售，这个收入能帮助他们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本文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言咏 吴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