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与转型

 1. 赤字规模：可控是重点

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3%当作一条警戒线是误解导致的误用。

《21世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收入下降，使得今年的赤字规模远远超过往年。这一规模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安全吗？财政赤字的上升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刘尚希：财政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之一，体现在财政数据上就是降低税负、扩大支出，集中表现为财政赤字增加。有两个因素导致今年赤字巨大，堪称前所未有：一是我国已经成为巨型经济体，遏制巨型经济体增长下滑，所需的政策力度要大得多；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非同小可，远远超出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巨大的冲击需要巨大的对冲力量。

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在危机状态下，财政赤字的作用主要是救急，通过影响短期需求来阻止经济下滑。好比病人大出血，财政赤字就是止血药。显然，赤字政策不能长期使用，也无法长期搞巨额财政赤字。

李迅雷：首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与此轮财政投资拉动有很大关系，倘若没有相应的赤字规模，中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就会比较明显。几个制造业大国，日本和德国的GDP增长是负的，韩国也就勉强在1%左右。次贷危机对中国冲击最大的是出口，在外需下滑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投资来弥补。在这个阶段，提高财政赤字是必要的。

财政赤字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通胀，这方面我觉得不用过多担心。当前外需不足使得国内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总供给是大于总需求的，不会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其次，中国政府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较低，虽然在当年超过了3%的警戒线，但从总体规模看，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就在22%左右，并不算高。上述因素对于我们继续推行赤字财政是比较有利的。

巴曙松(博客)：在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应对危机、稳定市场情绪、引导银行信贷。在恐慌的市场气氛下，即便流动性充足，银行也找不到好的项目，而政府推动的基础设施项目，对银行资金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也能把宽松的货币政策带动起来。

财政政策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它在结构调整上的重要作用。首先，税收优惠、减免和社会保障的投入等，使农村消费较快地启动；其次，此次，中西部获得的财政项目投放比沿海发达地区要多，经济率先复苏的也是中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差距有所缓解；最后，此次财政主要投入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方面，既对调结构、启动消费有积极作用，又不会形成传统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对于推动城市化也有积极作用。

刘国艳：对于财政赤字主要有三方面的担忧，一是赤字可能使利率提高，二是通胀风险，三是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但我认为，目前财政赤字的上升，不会造成这三方面的影响。首先，要拉动经济增长，仍将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赤字的增加不会影响利率水平；其次，现在还是买方市场，价格很难从初级产品传导到最终产品。受国际需求不足的影响，国内产能过剩状况较为严重，受市场竞争的影响，企业消化成本上涨的能力增强，对于通胀不用过分担心；最后，企业看不准市场，不敢投资，就会产生闲置资金，政府用多余的资金来刺激经济，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人们的通缩预期，释放通胀预期，反而有利于拉动民间投资，对整体经济是利好。

《21世纪》：中国1-5月曾出现财政收入大幅滑坡的现象。而刚刚公布的6月财政收入却大涨19.6%，同时地方财政收入先于中央财政收入反弹，原因何在？对现有的财政收支结构有何影响？

刘尚希：财政的基础是经济。财政收入下滑和增长都和经济的变化有内在联系。6月份财政收入增长同样是建立在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之上的。除了这个因素，还有地方非税收入的增长。很多地方非税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次在财政收入压力下，很多地方纳入了预算，在统计上显现出非税收入增长很快。还有一个因素是地方加强了对非税收入的管理，尤其是公共产权收入如土地转让收入、国有资产转让收入、特许权收入、公共资源的资本化收入等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重视，这也促进了非税收入增长。过去流失的公共产权收入很多，暴富阶层的形成与此密切相关，趁这个机会管起来是好事，既能缓解财政压力，也有利于社会公平。

地方从公共财富存量中获得的财政收入比重较大，公共产权收入也就带动了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除此之外，服务业和建筑业的营业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地方财政对土地、投资的依存度高，与土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大规模投资项目的落实，都会给地方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房地产行业的回暖和大量建设项目的铺开，无疑促进了地方收入增长。而中央财政很大一块收入来自与进出口相关的税收，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关税接近万亿，上半年都是负增长，中央占大头的增值税也是负增长，故而相比之下，地方收入增长显得更强一些。

巴曙松：促进财政收入上涨的根本因素是经济复苏。相对于经济复苏来说，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具有滞后性质的。与此同时，从微观观察来看，税收的征收力度明显加大。这其中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悖论：在经济恢复时期，应该给企业降低税收负担，但同时为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对企业通过种种渠道加大税收力度。在减轻企业负担和加大财政收入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机制。

《21世纪》：一般认为，财政赤字占GDP比重3%是一条警戒线，为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均适当调高了赤字控制率。未来会否出现赤字失控的局面？根据各国所实施政策的着力点不同，它们各自可能产生的风险有何不同？

李迅雷：欧美国家当前的赤字财政主要用于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解救金融机构；而中国由于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在次贷危机中也没有受到显著影响，所以赤字主要用于拉动内需、刺激投资，即通常所说的“铁、工、基”。我国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一个特点，即大部分用于扩大供给，较少用于增加需求，这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的产能原本已经过剩，新的投资又会形成新的产能，这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其次，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居民的收入预期至少增幅是下降的，产品供给能力在扩大，居民需求却在下降，结构性问题就会凸现。

刘尚希：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3%当作一条警戒线是误解导致的误用，这是欧盟对其成员国的一项财政约束性指标，以避免各国财政政策对统一货币欧元产生冲击，不是财政风险的警戒线。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国家的赤字率普遍超过了3%，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放宽政策，以便各国加大救市的力度，避免危机蔓延。

对于我国来说，赤字政策是存在风险的，但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风险，而在于风险是否可控。只要不是长期搞巨额赤字，风险就是可控的。而且通过赤字的支撑，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和环保等方面的支出力度，扩大公共消费，强化公共人力资本积累，不仅有助于内外经济平衡，也可增强发展的后劲。从这方面来看，财政赤字还可以化解长期公共风险。赤字就像一味药，用得不当，就会伤人害命；用好了，就可治病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