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自愿减排”发轫

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6日讯 9月8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TCX）推出“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称之为“G20计划”—— 首批将选择20家国内排放企业。根据设想，这20家企业应该涵盖各个不同的行业，拥有一定的排放规模。

TCX由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三方出资设立。占股分别为53%、22%和25%。黄杰夫兼任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

黄杰夫表示，有意加入行动的企业将在9月中旬前签署意向协议书；随后进入设计阶段，即20家企业一起讨论如何确定排放目标，商量“游戏规则”。

“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指在目前没有设定绝对减排目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原则，研究和执行符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的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测量、报告和核查体系，目标承诺与减排和交易体系，并以企业自愿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的方式，通过TCX平台组织实施。

本报获悉，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也有意成为企业自愿减排平台。

按照中国十一五规划，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10%。黄杰夫认为，从金融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这些污染物的排放上限，而且不同企业减排边际成本存在差异， 则理论上讲就存在交易可能性。

TCX的出资方之一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平台。CCX机制如何设计，对中国企业有何借鉴，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黄杰夫。

《21世纪》：CCX会员中包括美国最大电厂——美国电力（AEP），这些会员电厂占美国发电量20%，减排会增加成本，为什么他们愿意自愿减排？这对天津排放权交易有何借鉴？

黄：CCX实行会员制，自愿加入，但加入以后减排就是强制的。多排部分就要购买指标，少排部分可以拿出来卖，等于自己搞了一个芝加哥议定书。

现在CCX分两期，第一期是2003年到2006年，要求会员（有法律效力）每年要减1%，四年要减4%，基准线是从1997年到2001年五年平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CCX的二期规划是在2007年到2010年，四年加起来要减排6%，基准线是2000年。我们也设计了一个抵扣机制offsets，如果企业的减排成本太高了，企业可以买一些在总量以外的符合我们CCX标准的减排项目作为offsets来充抵，相当于我们熟悉的欧盟强制碳交易体系下的CDM机制。

比如AEP这样的电厂可能有些年份需要购买指标，但AEP进入CCX有几个原因：首先，电厂认为在美国碳交易是迟早的，大家知道到RGGI市场（美国东北部州政府的强制碳交易）就是从电力企业开始的，等到联邦政府强制减排时，企业已经准备好了；第二，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三，减排指标可以变现。

此外，美国WAXMAN法案里有个说明，意思是在自愿减排指标在新法案里会得到某种程度上的承诺，可以经过计算折扣到联邦指标中，所以这种early action在最后联邦的法案里会得到补偿，因此也没有白干。

金融市场要为企业进行长期的财务策划，这里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又包括生产资料价格变动的风险，必须锁定这些不确定性的风险。碳排放也是企业的环境风险，碳的资源管理也要通过市场来运作。

现在CCX的会员有460多家，排放总量是6亿吨，德国是不到5亿吨。根据国外专家的预测，国际碳市场有望达到每年14万亿美金。

《21世纪》：交易所交易情况如何？国内交易所仍然是起步阶段，示范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黄：2004年全年，CCX的碳交易量是200万吨，2008年是1.1亿吨。增长50倍。400多家会员中有100多家排放企业有二氧化碳减排义务的，其他都是金融流动性提供商，他们没有减排义务。

美国除CCX自愿减排市场以外，今年1月1日已经有了一个强制的市场，就是RGGI，美国东北部十几个州的政府强制本地区电力企业进行二氧化碳减排，基线大概有1.88亿吨，这些州GDP是3万亿美金。强制市场虽然是在州政府的层面上，这个市场目前碳交易的期货和期权的交易量99%是在CCX平台上交易的。实际上是十几个州政府把所有的电厂捆绑在一起，设立一个总量，然后将指标分配到每个电厂，CCX怎么帮助他们交易呢？碳交易的价格发现都是在期货市场上实现的，这一点同石油，黄金，铜等大宗商品的交易是一样的。这个市场去年12月每天的交易量大概在30万吨，现在已经几百万吨了，交易量可以说是大幅增加，这个市场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这个RGGI合约是去年8月份由CCX推出的，就是给了企业一个准备时间。

《21世纪》：如果美国终于进入了一个强制减排的市场，对CCX有何影响？

黄：假如美国强制减排了，CCX将给美国联邦政府这个强制碳市场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我们已经服务于州政府这个层面强制市场，并且已经经营了6年自己的自愿碳市场，让排放企业来进行价格发现和风险对冲。我们将变成美国强制体制下的价格发现、管理风险的平台。

《21世纪》：对比中国碳交易以及排污权交易市场，你发现了什么问题？

黄：从金融的角度来说，只要中国政府设了一个上限——比如在十一五规划中确定了二氧化硫COD的上限，理论上讲就存在交易的可能性。TCX就是要配合国家环保部、财政部在排污全交易的试点方案批文的基础上，积极来研究包括指标分配、监管机制整个一套市场体系的方案——要符合中国的特色。

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是，解决排污权指标，要打破行政区域，找到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分配方案，比如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分配都是直接分配到企业，而不是划分到行政区域。

比如，美国二氧化硫从上世纪90年代的1800多万吨下降到900多万吨，通过排放指标的交易使得治理酸雨的综合社会成本达到最低。市场化交易的目标是同样达到二氧化硫减排，但是用最低的综合成本。美国的经验是指标分配到企业。整个市场的搭建也要符合市场规律，这里就有很多市场层次和构架建设上的内容。

总之，真正的排放权交易，真正的价格信号的产生，前提是必须有总量指标的安排和市场化的指标分配制度。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邓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