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气候新秩序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博客)

近日，世界银行在其最新一期《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将气候变暖看作比金融危机更严重“恶魔”，它呼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做出最大“让步”。

过去的《斯泰恩报告》不仅全面否定了“全球变暖不产生负面效果”的伪科学诡辩，同时也指出如果不加节制，未来100年内全球将比1970年升温5度，实际上现在已经升温了1.4度。气候变暖在地球物理、大气循环上的可怕后果已经阐述得很充分了，以至于一直将其看作是一个前瞻性的环境意识问题，实际上，它同时也是一个烦人的产出冲击问题。

首先，全球温度上升1.4度，不是全球每个地区平均上升的，而是一个冷热不均的分布过程，大致是地球上热的地方更热，冷的地方温度上升较慢。据经济学家Benjamin.Olken统计，气候变暖1度将会减少世界1.1%的经济产出，而在对经济的“冲击分配”上，北半球的富裕国家几乎没什么影响（甚至有些微正增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损失2.3%的经济产出。世行报告上也说，气候变化的损失3/4以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承担。看起来，气候变暖“劫贫济富”。

因为气候对农业影响超过其他行业（干旱、洪灾、风暴），而农业国大多是发展中穷国。美国25%的经济产出会受到天气影响，而缅甸则为92%。气候的诡异变化将导致农业产出减少，降低农业生产率，很容易造成一些国家局势的不稳定。另外，农业效率降低导致了劣质工业化扩展得更迅猛，以巴西为例，它的农业产出同工业污染存在着严重的负相关。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条相互分叉的道路。一个是星球控制学，年底的哥本哈根大会据说要讨论一个苛刻而富有雄心的计划，例如在2100前让碳排放变成目前的25%，这需要将减排目标分解到各国（发达国对发展中国家做一些补偿和技术帮助），这肯定会引起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强烈反对，因为将牺牲经济增长。另一个是“技术替代学”，即将非碳能源扩大至目前世界总能耗的2.5倍，这需要在非碳能源领域的强劲技术革命，而现在流行的非碳能源，比如核能，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即使高估它们一倍的发展率，都不会对2100年减排目标的达标提供50%的帮助。我们将遭遇到一个很棘手且无解的问题：非碳能源革命什么时候能来？全世界需要对此投入多少科研经费？如果经费来自碳排放税，那么该各自征多少？

“星球控制学”注定太“硬”，协议很难达成；而“技术替代学”则漫长而曲折，在等找到新技术的过程气候又上升了2-3度，所以还需要一个“第三条道路”的缓冲方式。我们认为，新的缓冲应当着重于气候对不同国家产出的冲击，实际上没有比运用保险机制更适合的了。沿着这个思路，也许构造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催化点，不是所谓的美元铸币权失落问题，或者IMF投票权分配，而是全球气候保险机制的构筑。

金融危机对金融衍生品打击，使得发达国家保险业大约萎缩近30%。尽管新兴市场国家保险业增加较快，比如中国的年保费已经接近1万亿美元，但理赔率却更高，墨西哥因为气候变暖导致的海水上升，使得飓风活动比以前多很多，巨灾理赔变得更频繁。流行病传播和恐怖主义也导致保险行业不得不提高定价，加上2010年以后富裕人群的“退休潮”，也使得商业保险支付压力加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商业保险业有点类似政府的处境：给付的赤字、风险的加大和冲击的频繁。它们不能单独行事，那么是否可以让IMF牵头收各国的钱——无论是发行SDR还是债券募集，同各国政府以及各国政策性、商业性保险公司合作构建一个“缓和气候对全球各国产生不均衡冲击的全球气候保险市场”。在同气候上升的搏斗中，当非洲遇到气候对农业的冲击时，他们可以从世界范围内获得一种适度的保险，而赔偿他们的钱可以来自美国、中国或者欧洲。这个机制是否要比争吵碳排放历史补偿以及硬性排放量要更妥当一些。整个世界的财富因金融危机损失了50万亿，却不见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脱胎换骨，而整个世界是否可以用提高4度的毁灭性前景来催生国际气候保险新联合机制的诞生？它也许只需要5000亿美元的周转资金。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