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与治理的未来

第一财经日报12月7日讯 11月14日，全美华人金融协会（TCFA）2009年年会在纽约召开。《第一财经日报》是TCFA此次年会的独家战略合作媒体。

TCFA于1994年在美国成立，现有近1900名会员，会员包括世界各大投资银行、基金管理公司、金融咨询服务公司的研究人员和经理，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部门精英和主要学术研究机构教授。

年会今年的主题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会议内容丰富，讨论热烈。《第一财经日报》将分上、下两期，呈现此次会议的精彩演讲和讨论，上篇摘要刊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主题演讲；下篇则将聚焦后危机时代的经济格局。

在这里，我非常乐意和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将最适用于分析未来的全球经济。

市场经济仍是最佳经济模式

我认为，根据过去50年的经验，对所有国家最佳的全球经济模式仍然是市场经济模型，是在私人投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模式上，欧洲和日本取得了二战后的恢复，近年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则依此模式迅速崛起。

2006年，世界银行建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由来自世界各地政界要员组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皮兹为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也在其中，我现在也有幸是这个委员会的一员。我们研究了过去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率达到7%的发展中国家，试图有所发现。

这些案例对全球的经济增长都很有启示，研究的确收获很大。韩国的人均GDP从50年前的350美元增长到现在的20000美元；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增长了8倍；印度的GDP从1991年的改革起就以6%的速度增长，近几年增长率甚至更高……在亚洲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经济增长委员会发现，每一个如此增长的经济体都采用了刚才我说到的模式。也就是说，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政府在全球一体化的前提下提供公众投资，辅以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法律监管和稳固的政治环境。

我本人在市场工作很多年了，我相信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分配体制好得多。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框架下的金融系统有着固有的属性——无法避免的周期性波动。现在这种风险上升，加大了现代市场和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和局限性。

所以，当下的金融危机为全球各地的很多人都敲响了警钟，刺激我们思考怎么改革现在的金融体系，减少风险，降低未来危机的发生率。希望这次危机能激起更多人对市场经济缺陷的应对政策的关注。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主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改革金融体系；第二，以长期经济增长和利益共享为目标，每个国家面临的长期政策考验；第三，市场经济背景下严重的收入不均问题；第四，必须各国联手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怎样改革金融体系？

对于危机的原因有很多解释，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不负责甚至恶意的贷款行为、停滞的工资水平，而上升的房价让消费者只有过度借款才能维持生活水平等等。

一些人试图寻找更普遍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认识到这些普遍的因素和潜在的巨大金融危机的风险。没有人，不管是从事金融工作的人、投资商、监管者、评论者甚至是经验丰富的我们。就我个人而言，这是我迄今最大的遗憾。

从金融体系未来的改变来说，我认为，对于衍生品我们必须有充裕的额外资本基础。基于对衍生品的个人经历，我坚持这种观点已经有20多年了。我认为我们需要更严厉的监管手段，或者说对杠杆的使用设置更为严格的门槛。

有两种方法监管，第一种，在金融操作上，我认为，其一是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模型，它能达到数学模型难以涉及的风险领域，而且操作更简便。其二是标准杠杆交易应该以兑换为基础，而且要考虑它们是否会给客户单独定制衍生品，但我认为我们对它们也应该以标准衍生品的额外资本要求来衡量。其三是针对资产负债表的理财应该有相应的限制。其四是应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结算资产的流动性，而且眼下有很多可选方案。

第二种，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另外，通过包括及时披露简明易懂的（和消费者利益相关的）信息，制定相关条款禁止一些消费者容易被侵犯的行为，来降低风险。还需要为不太了解背景的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让他们明白自己所作决策的实际影响。

问题二：各国面临长期考验

第二个问题是每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每个经济体来说，都有一个争议，那就是，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中各自的职能。但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辩论，我认为有一点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总会有市场不能完全兼顾的方面，这时就需要政府出面，即便你有有力的关于政府职能的论点。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要达到三个目标：强劲的经济增长、全民性的参与和利益共享以及逐渐增强的个人经济保障，这三个目标也是相辅相成的。尽管各个国家有特殊和差异，但我认为以上政策目标成功实施有三项前提。

第一项是，必须有良好的财政货币环境。这在现今的美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预算管理部门预计美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会有非常严重的赤字，而且情形在加剧，因为对未来更糟的预期、今年大量的国债到期、对投资价值的高估以及其他因素。

通常的想法是，赤字会排挤私人投资从而负面地影响经济增长，然而我认为更麻烦的是，这种情况可能在某个未知时刻带来严重的证券和货币市场的倾覆。有必要提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调查显示美国大多数民众对美国财政状况持担心态度，这的确和潜在的政策实施障碍的政治判断相符。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二项是，市场经济有一些兼顾不到的方面，这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比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的普及、良好的能源政策、社会安全网络的完善等等。很多国家在这些方面都有缺陷，而不管财政上有多紧张，各国都要确立财政预算来提供这些必需的措施。这就更需要各国良好的财政货币环境。

第三项是，正如世界银行经济增长委员会清楚阐述的一样，每个国家都应该寻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契合点，既是为了在比较优势上获利，也为了鞭策自己经济体的效率和生产力水平。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要努力减少并最终避免对自由贸易和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的阻碍和误解。

在这个问题上，最严峻的问题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金融的不平衡。而且我认为，共同努力减少并且避免这种不平衡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另外，几乎在20国集团领导人会议发出警告的同时，世界到处都有可以理解的贸易限制，对待这些压力我们必须及时防御，避免毁灭性贸易战的风险。

问题三：收入不均

第三个问题是，所有成功采用市场经济模型的国家，似乎都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均和个人收入保障问题。

以美国为例，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曾引领了将近30年的生产力增长，不过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叶除外。在金字塔尖的一小部分人，获得了和他们人数不相匹配的暴利。

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了贫困，中产阶级规模极大地扩张了，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身陷贫穷，少数金字塔尖的人则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正像我之前提到的，GDP增长是一个经济体收入水平增长的最有力的动力，但是仍然需要公众投资和公平的劳动力市场这两方面相互依存，还需要全民普及性的医疗保险、发达的安全网络，和不断改善的税收结构。

至于中国，对我来说，我认为中国需要集中精力构建一个完备的退休社会保障计划。这将不仅提供个人收入保障，而且能刺激消费，从而减少个体储蓄率，拉动内需的增长。

问题四：

国际治理实体是否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是国家间的问题，我们居住在一个彼此关联的世界，很多问题都要依靠其他国家的举措来应对，比如气候问题、疾病传播问题等等。

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的是，现有的全球经济结构并不能有效地让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应对这些问题，但要做什么很明确。很显然，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他们投票权的行使方式非常重要，在我看来用20国集团替代8国集团至关重要。

但我认为这些尽管都很必要，但并不充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创造一个国际权威，为了创造一个这样的国际权威，我们必须寻求一定程度的国际治理实体，并给予他们有效的执行权。当然，表达出来很简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难，因为这牵扯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因素。

（作者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美国前财政部长，CBN驻纽约记者冯郁青编译。感谢纽约大学周相宇、王紫东、杨方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