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内需”已挽狂澜 “促民需”渐成大势

时代周报12月10日讯 在经历了一次世纪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经济在保增长方面取得了成功。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走向何方，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12月5日—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0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中国将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同时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的拉动力。

虽然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有明显好转，但是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居民收入与就业依然低迷，刺激性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解一时的燃眉之急，但终究不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长远之道。

中央经济决策层显然对此已有考量。虽然明年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关注的重心已有所调整。此次会议提出，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只能适度增长，而且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控新上项目；财政政策要加大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和社会事业的支持保障力度；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

从这一提法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如果说2009年是要“促内需”的话，那么2010年的中国经济，则需要完成向“促民需”的华丽转身。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内需和消费确实呈现了不小的增长，但我们应该看到，如果没有政府投资，如果没有房价失控式的疯涨，内需数据是否还会如此光鲜？如果进一步将内需细分为“官需”和“民需”，“民需”又有多少增长？

2010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启动“民需”，在明年完成由“刺激型消费”向“内生型消费”的转变。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彻底消除全球金融危机负面因素的迫切需要，更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多年积弊的迫切需要。2010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将不得不进入深水区。

根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的研究，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从社会总财富中拿走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但这一趋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财税体制改革之后发生了剧变，到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收入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从1995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但同期的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村更少，只有1.2倍。

这些数据反映了过去十几年国内居民消费的弱化，国家经济严重依赖政府主导的大型企业和大项目投资，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我们注意到，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两个亮点尤其值得关注。这两个亮点都与“中小”有关，一个是中小企业，一个是中小城镇。

会议明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另外，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为此，将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户籍限制。

这一提法可谓是切中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时候，民需最旺盛的时候，正是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最有活力的时候，也是行政权力对企业和公民的限制最少的时候。

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在城镇安居乐业，对于中国迈向“民富国强”，真正实现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具有核心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四个字“放权让利”，为中小企业和农业人口松绑，实行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保证他们的权利。不论是出于国际大环境的挑战，还是中国经济社会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我们都到了需要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