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政府监管是为了让市场更像市场

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26日讯 11月初，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enneth Arrow）参加了北京大学主办的“北京论坛”，和世界其他顶尖学者共同探讨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世界贸易的极度不平衡，是此次危机的深刻根源。由此，一些西方学者甚至借口强调中国需要扩大内需，而要求人民币，减少出口。

当记者提及这一问题时，身材矮小，一直似乎陷在椅子中的阿罗直了直身子，略带诧异地看了记者一眼，直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不平衡没有直接关系。他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美国国内过去几年房地产的过热发展，而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当然，阿罗进而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现状难于持久。但是与一味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某些分析人士不同，他强调中美贸易平衡和中国工资水平也息息相关。中国需要提高工人工资，拉动内需，来谋求贸易平衡。

贸易平衡需要中国提高工资水平

平衡中美贸易是个长期问题。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和中国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也有关系，这决定了中国的内需容量。

《21世纪》：全球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你认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是否还有必要出台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

阿罗：危机使得储蓄和房产贬值，社会保障水平降低。因此虽然世界经济开始复苏了，但现在看起来，消费支出仍然受到很大限制。经济复苏的速度很缓慢，经济运行状况也远低于理想状态。

刺激计划有利于扩大消费。因此，虽然我不能说我们“必须”出台第二轮刺激计划，但是如果有新一轮刺激计划，将有利于经济复苏。

《21世纪》：经济危机被广泛认为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产物，特别是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共同造就了这次经济危机。你对此有何评价？

阿罗：从长远来看，中国过度储蓄，美国过度消费确实是一个无法持久维系的贸易模式。中国迟早必须通过扩大内需，来消化自己的产能。

贸易不平衡确实可以导致经济危机，但是，我不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这一贸易不平衡有直接关系。当前的危机更多地来自这几年来美国国内的房地产过热。我想，人们对房地产过热如何在短期内就诱发了这次危机的认识还不充分。

《21世纪》：美国减少进口中国产品，或者放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都是平衡中美贸易的手段。你怎么看待这两种手法？

阿罗：平衡中美贸易是个长期问题。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这和中国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也有关系，这决定了中国的内需容量。

从我了解的一些数据来看，中国扩大内需还要做很大的努力。当然，没有哪个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掌握了全部的真实的情况。我的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那大多是企业储蓄而非个人储蓄。企业的利润率很高并不能说明工人真实工资的增长。

《21世纪》：中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美元储备，而美元贬值看起来难于避免，你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怎样平衡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

阿罗：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资产是一种投资方式，也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当然，不管怎样美元终究是要贬值的，但这或许是中国为了维系自己的出口所需要付出的一定代价。

当然，人民币确实是被低估了的。不过，我认为找到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合适汇率是个长期问题。

政府监管是为了让市场更像市场

自由市场应该是个消息透明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政府制定的监管法规使得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使市场更像市场。

《21世纪》：很多金融衍生品是为了对冲投资风险而发明的。但是在此次危机中，它们却成了危机策源地。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阿罗：人们以投机的心理购买原本用于对冲风险的、复杂而难于控制的金融衍生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但你要知道，能投资金融衍生品的多数不是财大气粗的投资者，就是用他人钱的基金管理者。他们不担心一次两次的损失。

当然，我们会问为什么财力有限的私人投资者愿意借钱给投资风险很高的金融衍生品的基金？这个很好理解，他们想赌博一把。赌输了怨不得谁。

但是，我们还需要问的是，为什么银行愿意借钱给这些基金，而不多注意风险？从此次美国的救市就可以看出，一旦银行出了问题，政府就会用纳税人的钱来替它们还债。这是很糟糕的一个做法。银行不会因此得到应有的教训，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21世纪》：许多国家政府正在计划出台严格监管制度，加强监管能成功抵御风险么？而政府的过多干预是否与自由市场的信仰相违背？

阿罗：问题在于你如何定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应该是个消息透明的市场。以最简单的股票市场为例，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催生的法律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公开他们的财务状况。正是因为，这些信息的公开，才使得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他们所买卖股票的真实情况。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政府制定的监管法规使得金融市场运行得更好，使市场更像市场。

医疗保障不能完全依靠保险

政府不能够完全依靠医疗保险，把医疗保障职责推脱给雇主。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在国内迁徙，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么政府就应当或多或少地承担医保职责。

《21世纪》：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进行政府主导的医疗体制改革。你认为“全民医保”的理念有可能实现吗？政府在医疗保障体系运行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阿罗：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加拿大、日本等国，“全民医保”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念，并已经被落到实处。秉承这一观念的国家在医疗服务方面都比美国做得好。即便是古巴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考虑到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古巴医疗保障体制提供的服务和美国的没有多大差别。

在大多数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中，政府只是账单支付者，并不是医疗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英国是个例外，它的医疗事业是国营的，政府直接提供医疗服务。不过，我想让私营医疗服务机构存在是有益的。它们会鼓励竞争，而竞争会降低医疗服务价格。

政府还应该决定医疗保障体系支付范围。政府提供的保障应该覆盖人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一些私人性质的医疗服务项目买单，例如女性整容。

政府不能够完全依靠医疗保险，把医疗保障职责推脱给雇主。如果政府想鼓励人们在国内迁徙，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么政府就应当或多或少地承担医保职责。

（感谢北京大学北京论坛组委会的支持）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汪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