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到底借了多少钱?”

21世纪经济报道1月30日讯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声鹤唳。

早在1月中旬的江苏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省长罗志军在会上讲，2009年江苏的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率先复苏，但取得成绩的同时，他也要求财政系统密切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率问题。

中央高度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率，可以理解为银行信贷财政化趋势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危及到银行的未来成长。

本报记者在“十五”中期曾拜访过一名银行界人士。谈话中，他接到当地市长的电话，身在办公室，就推脱说自己在国外。行长躲市长。

对于原因，这位人士摇摇头苦笑，“又问我借钱了，我哪有那么多借给他。”

地方政府想做事，但没钱做，是1994年分税制实施后的问题。地方政府在承受越来越多事务的同时，却面临着逐渐紧张的财政。要做的事还要做，收入却大幅度减少，唯一办法自然是“收费”与借债。

近年来，为增强可用财力，地方政府通过转让国有土地大量获利。结果，造成土地价格直接决定地方政府收入的格局。这种局面一旦形成，就会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造成严重影响。政府会鼓励有利于土地价格上升的资源格局。这其实是近年来各地房价不断攀升的最根本原因。地价和各种牵涉到房地产的行政收费，实际上占据了当前房价相当大的比例。

近几年，建立财权与事权匹配的财政体制关系成为中央的一个目标，财政部也在最近几年将此设为工作重点。

本报记者观察发现，这一改革目标已在悄然发生变化：财权与事权匹配的政府间关系变成了财力与事权匹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隐含的意义却发生了根本转变，或者说下一步的改革内容发生了变化。

财力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财权带来的地方税收收入，另一个是中央转移支付拨付下去的——但这个财力要与事权匹配。

很明确的信号是，眼下的改革给地方增加的是财力而不是财权，将更多通过中央的转移支付满足地方对财力的需求。

一个字的改变，让很多人最初没有觉察。但分析看，提出财力与事权的匹配，更多是淡化财权，突出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对财权与财力的主张也不同，发达省份希望给地方更多财权，欠发达省份希望中央集中度越高越好，这样可以拿到更多转移支付。

中央紧握财权，这无疑成为控制地方强有力的制度手段，但这种趋势是和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甚至可以从中看出计划经济复活的迹象。现在，经济改革的成功带来的政府财力增长似乎正在成为改革继续深化的最大障碍。

毫无疑问，这也是下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

回到主题上，所谓政府融资平台，是由政府或职能部门成立国有性质的企业，然后这个企业以政府的名义担保向银行借钱，比如某些城建集团、交通集团等就是承担了此项职能（每一级政府都尽可能贷款搞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市级政府一般从开发银行贷款或外国优惠贷款，乡级政府则直接从企业或个人借款修路等）。但事实上，这些平台因为国有体制的根本性原因，效益并不好。

本次江苏“两会”上，一名来自城建集团的省人大代表就告诉我，经上级政府的批准，他们的一个收费站就要成立，由此作担保可以向银行融资，“顺利解决”下一轮城建的资金。

但这与改革的方向同样是背道而驰的，只会增加公民的负担。

信贷财政化趋势的增强，对银行来说并不是一个显性的风险。

银行贷款给政府的钱，鉴于中国的地方政府不能破产，安全性上似乎“没有问题”，但从资金使用的效率上看，贷款给政府融资平台的钱，流动性极差，想有效或全部回收是极其困难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即在任政府会提前消耗下任或下几任政府的财力，并如此往复恶性循环下去。事实上，这在中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只不过不能公开说而已。

本报记者多年与地方政府官员打交道，他们任职前最先关注的就是“上任到底借了多少钱”。

2009年初，一位苏北的市委书记就曾告诉我，他的上任留下了13亿元的债务，全市不良贷款率在40%以上，并且当地银行都将投资权限收到了省级。但他认为在当时这个数字可控。而事实上，他上任后主力抓也一直在抓的一件事情就是“改善当地的金融生态环境”，到他离任时不良贷款率已下降到3%以下。

从经济学角度看，适当的负债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的。但这要有个限度，需要一个科学的衡量指标，什么情况下可控？怎么应对？这是财政部门和银行的重大课题。

因此，研究制定政府负债率指标，将其纳入到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系中，改革政绩观，可从根源上得到抑制。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王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