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中披露，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会使用询问、质询等监督方式。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表示，无论是全国人大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历史上从未有过质询案，因为质询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并正式列入议程才叫质询案，而询问则很普遍。这是监督法生效后，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将依法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
提起质询，不少关心时政的人马上会想起几年前“敢为天下先”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把当地政府官员问得浑身冒汗的质询场面。《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六章，对人大代表通过向政府部门询问、质询行使监督权，有着明文规定。但从2007年1月1日监督法生效至今，真正让人过瘾的激烈质询，似乎只在广东发生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将使用询问、质询等监督方式，我以为最大意义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明确了人大的监督责任；二是确立了人大的监督权威。
但笔者注意到，监督法对于询问和质询并没有太多的限制性要求，但本次提出的使用询问和质询，被加上了“选择代表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专题询问和质询”。显然，没有开放到“只要联名人数达标即可质询”这一步，全国人大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笔者以为，要使质询这种面对面的、相对激烈的监督方式健康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予以保证：一是实施细则，仅凭现有的监督法第六章恐怕远远不够，还需要一些程序规定、职责认定、违章罚责等支撑，否则很容易因为对质询的理解不同，形成或一团和气式的形式化或冲突激烈无法收场的局面；二是需要大量的质询实践和案例积累，来充实各级人大的质询底气；三是各级政府需要端正态度，既要尊重人大代表行使权利，坦然面对质询，又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努力尽责，让自己的日常履职经得起人大代表的质询。
（马龙生，北京市民）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