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峰 王恺
来自湖南的曾萍在颖祺实业有限公司已经呆了4年。正月初七上班时，曾萍像往年一样，又介绍了8个老乡进厂。
在工厂里，能够一呆4年的工人并不常见，二十出头的曾萍觉得能够留下来的原因是，之前也进过其他工厂，对比了多家工厂后发现这里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比较好，而且每工作满一年还有相应的奖励。
与曾萍相似，来自广西平南的李敏从1993年到2007年一直在东莞常平镇苏坑村一家针织厂打工。所不同的是，十几年来，作为熟练工人的李敏一直拿着只有1500元左右的工资，却很知足地埋头苦干至2007年底工厂倒闭才被迫返乡。
相差十来年，曾萍与李敏代表了两代农民工不同的思维。李敏除了上班就是上班，而曾萍讲究实在，工作之余不忘在厂际之间进行“比价”，琢磨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今年年初，国务院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也传递出中央对这一群体的关切。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像曾萍这样1980、1990年后出生，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他们目前已经成为农民工中的主流，全国1.5亿外出农民工里，新生代农民工有近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
港资企业东莞雅康皮塑五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廖永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工厂员工主要以“80后”为主，普工的流失率很高，100个普工每个月要流失10个左右，现在新招的员工普遍比较“自我”，能够长久干下去的不多。
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这种“自我”，折射出的是员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企业的过程。
“从人力资源的特性来看，‘民工荒’反映出了人力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对接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惠州东江人才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宣蕴刚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应聘普工的主流人群已经是“85后”甚至“90后”了，他们受教育程度比上一辈高，但吃苦耐劳却远不如上一辈，而这一点，正是他们最希望普工具有的品质。
长期跟踪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在3月7日深圳的一个公共论坛上表示，新生代农民工“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是工作耐受力低）直接导致民工荒的说法没有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
郭巍青认为，上一代农民工低层次、贫穷的生活状态会不会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延续和扩大值得关注，很少有新生代农民工自己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应该为他们提供自我表达的平台和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等不是那么熟悉。
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而城市又总体上或者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这一问题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乃至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变化的重大问题。
假如说“任劳任怨”是上一代农民工的突出品质，那么更善于“自我表达”或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性之一。
尽管初期的“自我表达”也许普遍简单地体现在跳槽频率快或者对薪酬不满而罢工等现象上，但不可否认的是，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这种倒逼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待遇和其他福利。
对当下工厂里惯例标配的“夫妻房、家属房”以及为员工举办生日晚会等待遇，老工人李敏感到惊讶不已。
更让人期待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自我表达”渐渐走向理性之后，或将促进劳动密集型、资源型、订单型企业改变在招工用人上的随意性——有订单就招人，没有订单就炒人，经营不好就“逃逸”，从而建立起更合理、更人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