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南：碳强度本质是一种排放总量控制

“绿色GDP核算我们一直在作，并非外界所称已停滞。”在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的三楼办公室里，王金南语气坚定地表示。

作为从事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的学者，王金南于1999年来到环保部的官方智囊机构，即环境规划院（2001年由中国环境科学院规划所扩充组建），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的10年流变。

2003年，中国第一项环境经济政策出台，即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水、废气、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及噪声超标收取排污费。2005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从“环保风暴”转向制度建设的全方位转身--用包含绿色税收、绿色信贷、排污权交易等七大政策来构建中国绿色经济体系。

近10年，随着环境事件频繁爆发，政府的调控手段从行政命令转向建立制度和经济措施的长效机制，而这背后都有王金南的身影——从排污收费到七大环境经济政策，王金南都是起草政策的课题组专家或课题负责人。

然而他为一般公众所熟知，源于绿色GDP核算。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手”，历史性地向公众发布《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该报告公布了中国首创的两大绿色GDP指标——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即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该报告甫一亮相即迎来喝彩和质疑两种声音。支持者认为可用绿色GDP是否会代替GDP，以此扭转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而技术方法的科学性成为质疑者的主要论据，再加上国际上尚未有一个国家官方发布了绿色GDP核算报告等背景，“绿色GDP核算超前论、不具现实性”等观点频现。

作为绿色GDP核算技术组组长，王金南因此陷入争论的漩涡中。

争议并没有阻碍王金南和他的研究团队的步伐，最终他们赢得了国际环境科学界的认可。2010年中国环境规划院获得了瑞典地球可持续发展奖的提名，该奖项评委会正是看中了王金南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绿色GDP上的探索，被称作发展了环境与经济核算（EEA）领域的方法学。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绿化”如节能减排政策，越来越多的组织开始寻求环境经济专家的支援。除了正式身份为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外，现在王金南的附加头衔一连串，如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中国审计学会理事、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委员。

对于这些机构的“邀请”，王金南的理解是，“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核定和环境审计，都需要环境专业人员给出建议。”

绿色GDP核算没有搁浅

《21世纪》：外界质疑绿色GDP核算已停滞了。目前绿色GDP核算到了哪一步？

王金南：尽管2006年公布绿色GDP报告后没再公布，但研究层面一直没有停止过。实质上，该项目始终得到政府的预算支持。目前已完成的有2005年、2006年、2007年的核算报告，2008的正在核算，今年上半年马上应该能出来。2009年的现在还没有做，因为数据支持没办法同步，好多数据没有发布出来。

至于这个数据是否适合公布，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仅仅是研究。当然作为纯粹的研究报告来说，公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财政预算的项目和一般的研究项目还是稍微有点差异，它的定位本身就是报给政府，我们每年的研究结果都会上报政府。但是公布不公布就和我们没有关系。但是这项工作一直在做，并不是外界说的已经停止。

凑巧的是，前天我们中国环境规划院刚获得瑞典地球奖的提名，也正是因为绿色GDP研究项目。所以我想这项研究应该是很正面的。

《21世纪》：绿色GDP核算在技术方法上一直存在，除了您刚才说的地球奖，在国际上还有没有得到行业内的认同？

王金南：我们认为绿色GDP核算最主要的特点是要具有可比性。每个方法的认可都是相对的，有可能国际上认可的方法，在国内专家层面上却不认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国际上用的支付意愿法，我们用的人力资本法，这两项算出来，相差很大。支付意愿法和人力资本法都有人采用，世界银行在中国是分别用两种方法算，我们也是用两种方法算，我们另外一种方法算的值不公布。因为相对来讲，用支付意愿法算的值都比较高，包括2004年的在内我们都是有结果的。

《21世纪》：除绿色GDP核算，环保部从2005年开始推行七项环境经济政策。你觉得哪些领域做得比预想好？哪些还存在困难？

王金南：7项环境经济政策是一个体系，在不同阶段存在重点推进的问题。在近几年有些政策进展比较大。第一是支持污染减排，特别是公共财政在“十一五”期间进展最大。如污染减排专项资金、“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专项资金、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等，正是这些政策保证推进了污染减排的进度。

其二，在污染减排领域的价格政策我觉得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像电价脱硫补助等，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对二氧化硫的减排、COD的减排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政策的话，“十一五”两项环境指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进展。

第三是绿色信贷政策。这种政策其实是双向的，正好把环境与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所以绿色信贷政策执行起来就比较容易，也是受到信贷部门的欢迎。

另外，生态补偿也有一些进展，但可能在地方层面上政策推进快一些，如很多地方与流域水污染结合起来做的跨界水质断面污染经济补偿等，推进比较快。其他政策如环境税、排污交易都还在政策制定层面上。

碳强度等于软性排放总量

《21世纪》：我国已承诺到2020年碳强度下降40%-45%。如何理解碳强度？是一种排放总量的约束么？未来我们兑现这一承诺时，该如何分配时间上的进度？

王金南：从研究角度来说，如果单提碳排放量即排放强度，在实践上存在准确核算与分配难题。首先，排放强度需要统计GDP和碳排放量两个数字。而价格、汇率等因素的影响会使GDP总量统计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以钢铁行业为例，万元钢铁工业增加值的价格因素如何考虑，物理价值如何转换成货币价值，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21世纪》：采用什么样的碳排放控制方法比较易于操作呢？

王金南：排放强度归根到底还是总量的控制。2005年这个基点的排放强度和GDP是确定的，我认为可以根据对GDP增长的预期——8%-12%，可以大概算出来2020年GDP的范围。而我们承诺2020年排放强度也要比2005降低40%到45%，这样根据不同排放强度和GDP总量可以模拟出不同情景方案下排放量——大概在86亿到104亿吨左右。

可以选择最不利的情景比如GDP增长较快，能源结构、经济结构和高能耗没有改变下的排放量作为基准方案。假设这个方案计算出是100亿吨的排放量，那么我们可以努力做到比这个量降低一些，做点相对减排的工作。

也就是说，从操作上做成软性排放总量，再分到地区更方便些，根据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往地方上分，有些地方的排放如西北欠发达地区允许多一点，有些地区就要更少一些。分到行业上，以每吨钢、每度电来衡量排放强度。

低碳经济区需指标评判

《21世纪》：低碳经济示范区将成为中国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示范区、未来中国大规模经济转型的试验地。目前在国家还未出台低碳经济规划和指导意见时，各地已掀起了制定低碳经济规划的热潮。但据我们观察多数着眼于产业规划，或借“低碳”谋求政策礼包。对于建设低碳示范区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王金南：低碳经济有点小发烧的感觉，真正应该怎么去做都没有很清楚。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具体排放量有多少，排放强度有多少，你能达到多少，国家要求了你能达到多少？这些最基础的指标体系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而且建立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也存在困难。相对来说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均碳排放量高，但因为经济总量大，它的万元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可能比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差一点的地方，万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可能很高，但他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比较低的。这些指标怎么去平衡？还有比如北京消耗的电的污染排放怎么算，算给内蒙古还是算给山西？整个指标体系都没有明确。

另外，低碳社会、低碳经济和低碳经济产业不太一样，可能很多地方圈的低碳园区是那种风能发电、光伏电池的，这些属于制造业，制造过程并不是没有污染的。所以现在很多院士提出来，要对可再生能源或者是新能源生命周期的环保成本核算，从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角度来看影响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低碳社会要包含低碳能源、低碳消费模式、低碳交通普及率等多方面。

碳交易起步行业

《21世纪》：从国外经验看，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上比较成功。如美国的碳交易。而我国一直是用行政力量在推动节能减排，尽管也在进行排污权交易的探索，但处于小范围中。您认为，我们进行碳交易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的条件成熟吗？

王金南：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其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现在是出台具体政策法规的问题。目前财政部、环保部都在酝酿制定相关法规，最近能不能出台尚属未知。很有可能先在电力行业推。目前还处于地方局部探索。

从技术层面上，现在进行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没有问题，如排放自动检测、联网这些都能做到，怎么把排污的份额分配下去现在也没有问题。

但是一些“一刀切”政策可能对市场的形成有一些障碍。如果是排污交易，那就允许你只是控制总量就行了，并非所有企业都要一刀切地满足一个排放标准要求，没有差异就没有交易市场，因此我们现行的一些节能减排政策可能需要做些调整。

当然，市场交易不能带来任何额外的消减，只是在消减和控制总量的目标下能降低减排的成本。其实不用排污交易也能控制总量，那是高成本的减排。

碳交易更适合跨地区交易，在华盛顿排放和在北京排放一吨二氧化碳，造成的影响完全是一样的。而二氧化硫对区域的影响更大。

《21世纪》：在自愿减排的背景下，如何操作碳交易？

王金南：可以在总量控制计划上做排放交易。二氧化碳是一种排放增量，那么可以做成一个增量的交易。即几个企业联合起来做一个自愿性的承诺——2010年控制在什么水平上，2015年控制在什么水平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成本不一样，就存在一个交易空间。以钢铁企业为例，产量可以增，每吨钢分配的排放指标定下来，两者一乘，就能核算出是否超过分配的排放指标了，多出来就可以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