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浦东新增长路径

峥嵘20年过后，浦东下一步该怎么走？

有人说，浦东的基础设施需要再度提升；还有人说，浦东需要重视的是产业之间共生性的需求关系。而在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看来，浦东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细分市场建设，因为世界各地的金融城的一大特色就在于其业务的广泛和细分。

浦东的下一步，也是意味着上海的下一步。作为上海最重要的一块区域经济体，它的飙升是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浦东创业之初所秉持的锐意改革和思想解放，也使之成为中国城市建设试验的急先锋；如今，浦东的迅速崛起更史无前例地激发上海打造国际中心城市的雄心。

毋庸置疑，这一可能性正在快速提升。今年3月16日，伦敦金融城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最新排名显示，上海已位列全球第11位。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伦敦、纽约无不历百年风霜磨难方成为世界领袖，刚起步20年的浦东，虽借东方崛起的历史机遇而受世界目光聚焦，但终究还未离开起跑线太远。“浦东要迈向全球高地，学习、借鉴态度一定要坚持。”浦东新区第一届政协主席李佳能回首往事时着重强调。

在成为世界的“引领者”前，浦东要继续扮演好的角色首先是“学习者”。

基础设施再提升

浦东第一轮总体规划的负责人、上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赵万良在5年前就预测：“按规划，到2020年浦东和浦西之间会建成98条车道，但这个规划可能在2010年之前就能完成。”现在回头看，当初赵万良的预测在浦东大兴土木之下成为现实。

对于浦东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一种通常说法，尤其是世博会的带动下，浦东未来10年的基础设施投入已经都被透支，接下来几无空间。但赵万良显然不是这么认为，“基础设施建设远算不上已经搞结束了，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

赵万良指的主要是基础设施质的提升，尤其是如何满足公众服务功能，而非仅是简单的城市形象打造。“这点东京是我们非常好的学习对象，尤其是在地下公共空间建设上。”赵万良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目前浦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考虑的，一是市政共同沟的整体规划，即水管、煤气管等城市基础管线的铺排。“过多使用架空线太影响城市景观了。”

目前，东京、大阪等大中城市的共同沟网络系统均已经基本形成。“而浦东建设共同沟才刚刚起步，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还未到位。”赵万良说。此外还有地下空间的安全性，如何确保疏散线路以及在衔接处防灾缓冲带。“这些地下空间的综合防灾要求也是浦东在将来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考虑的问题。”

土地成本日益高涨的浦东，如果能效仿东京，整合城市交通枢纽、商业设施、开放空间、公园绿地等城市要素，形成地上地下一体化的新型城市公共空间，也许是日渐饱和的传统基础建设之外的新路径。

构建产业共生关系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间有关上海区域经济研究的各类文献，主题基本围绕着外资在上海城市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城市经济研究学者苏珊·沃卡特（Susan M. Walcott）在其著作中论及上海时，开宗明义地提出：“上海之特殊意义在于，上海，尤其是浦东地区，代表着中国通过外资引入资本和科技来实现经济跳跃式发展的最好模板。”

但狂飙突进20年后，当初浦东外资引进的最大推崇者已经重新达成了另一种共识，即随着区域要素的改变和新挑战的凸现，过去单纯靠引进外资来扩大经济规模的增长模式亟须转型。

“浦东面临的，不再是招商引资的问题，而是产业之间共生性的需求关系。”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许培星说。

许培星所提出的“产业之间共生性需求”，与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爵士关于浦东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不谋而合。在论及伦敦金融城发展经验时，白乐威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金融城的一大特色在于其业务的广泛和细分。除了传统的金融业务，还覆盖保险、外汇、债券等市场，而这些资本市场又与航运、建筑、医疗等其他传统产业融合，其间又衍生各类律师、会计、审计、评级等中介机构。

资本市场、传统产业和专业知识等各类领域在产业实践中互为带动，历经多年才最终逐渐形成伦敦金融城这样一个复杂的充满各类市场因素的经济体。而这样强大的综合性市场地位，必然会随之带来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仅从港口业来说，伦敦港口的主体外移到距伦敦市中心约40公里，在世界集装箱港口100强之外的提尔伯里港之后，仍然被视为国际航运中心。

这是上海还无法比拟的。从整个产业布局来讲，上海直至近年还在继续依赖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作为上海乃至全国经济的引领者，浦东必须尽可能多进行各种各样的细分市场建设。”白乐威说。

让邻居安心放钱在这

白乐威在对浦东未来发展的建议中，还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浦东需要更完善的法律以及规则，来保障商业环境的正常运行。

“并不是说上海现在没有这样的商业法律体系，而是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业需要更完备、更透明的法律体系。”白乐威说。毕竟，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往往意味着让“邻居把钱放到你的口袋里”，只有公平、与国际接轨的法律，才能保障这样的信心。

回首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历史过程，没有人告诉华尔街该怎么做，也没有哪一届政府为纽约成为金融中心做过任何宏伟的规划。规则和裁判的缺失也曾让华尔街在最初的一两百年时常崩溃，但市场的自我调整最终让一系列规则制度不断被创造出来，使得华尔街最终确立难以撼动的地位。

虽然一连串的金融衍生品危机凸现了美国金融模式过度自由的弊端，并且浦东“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就有别于纽约“市场推进型”的模式。但上海要成为全球金融的“核心节点”，必须改变游离国际资本市场之外的现状，尽快加入牌桌，也遵守打牌的规则。

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魏也华（Yehua Dennis Wei）在其关于上海作为全球城市转型的著作中提到，上海转型的一大严峻挑战在于金融体制改革和政府服务水平的提高。

“在其他国家非常受欢迎的金融工具还未存在于上海，这造成了上海很大程度地隔绝在全球金融市场之外。”魏也华说。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研究总部原总经理徐小迅也以债券市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华尔街外国债券发行量的市场份额约为34%，而这在上海仍属市场空白。

除了完备的商业法规，通行金融产品之外，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规则。

“上海比其他全球城市一定程度上还缺少政策透明化。”魏也华说。即使不要望向伦敦、纽约那么远，仅仅看东京、香港这些亚洲地区的国际中心，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对全球文化的容纳也是浦东要大力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