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有别 托管制尴尬

教育“管办分离”改革，被写入了《上海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4月底，征求意见阶段将结束。

征求意见稿明确：“实行管、办、评相分离，形成政府统筹、分级负责、规范有序、社会参与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上海市教委主任薛明扬表示，上海鼓励优秀校长和管理团队托管薄弱学校，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政府“放手”之后

教育管办分离是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2005年，在公共事务领域启动了“管办评联动”改革，把行业监管、事务承办、绩效评估的职能分别交由政府、学校和社会三方。

从“办教育”中抽身而退的政府部门，碰到了新问题。怎么遴选那些合格的中介机构？浦东新区人士坦言，在教育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问题上，目前还缺乏公开招投标规范机制。此外，浦东教育评估中心政府色彩浓厚，难免“运动员、裁判员一身兼”之争议。

上述原浦东社发局教育处人士认为，如果教育管理机构足够多，就可以展开良性竞争，便于政府从中公平选择。浦东新区教育系统培育社会中介机构15个。受托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办院校，如华师大、上师大、上海市实验学校；第二类是民办非盈利机构；第三类是行业协会，如新区学前教育协会、新区成人教育协会、浦东教育学会等。

上述前二类机构是目前教育托管的主体，而它们恰恰受制于其聘用人员的身份问题。

权宜之计“贻患”

事业单位编制人员能否在民办非营利机构任职，成为浦东新区教育管办分离改革的一个难点。“改革要顺利推行下去，就必须作出解答”，校长王晨（化名）说。

王晨的学校以外语教研为特色， 2000年后以每两年新增一个校区的速度扩张。2005年，学校管理层出资注册成立了一个教育管理中心，其人员主要来自于学校教师和管理团队。

2007年2月，王晨的管理中心与原浦东社发局签约，接受委托管理区内的同类公办学校。浦东新区财政按大生均的标准拨款给受委托的公办学校，管理中心从中提取不超过7％管理费。

时任上海市教委副主任的张民生曾把这称为“团队契约式支教”。王晨表示，并不想放弃事业单位编制，“我很看重自己‘一级一等校长’身份”。王晨表示，管理中心只信任具有丰富教学和管理经验的人，“绝不考虑社会招聘”。这意味着上述“公私混合”状况难解。

最早参与改革的“成功中心”，一直采取聘用退休教师的做法绕开问题。上海市闸北八中校长、兼上海市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董事长刘京海称，成功中心全部30名成员中90%为退休人员，另有少量在职教师。不过他承认，退休教师年事较高，这不是长久之计。

刘京海则寄希望于体制内外养老待遇的并轨：如果缴纳资金的多少能够取代人员身份成为领取养老金的标准，有助于教育管理机构招到一流人才。

“管办分离”财务管理也没有走市场化渠道，政府教育拨款不经过托管机构，而是直接划到被托管学校的账户，其使用也不是建立在成本核算的基础上，而采用了协约的办法。“虽然表面上程序健全，但操作中还是不够科学”，知情人士如实相告。

“管办分离”争议

改革数年之后，各方认识仍然存在分歧。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主任竺乾威教授认为，教育管理并无必要像医疗管理那样剥离出来交由中介机构管理。政府支付给教育管理机构的费用，可能增加教育成本。

改革支持者则指出，财政支付用在了“购买公共服务”上，例如最早试点的东沟中学，原先是个“差校”，托管之后不仅各项制度逐步健全，家长、学生和社会的满意度都远远超过90%。

华东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丁钢教授也不赞成基础教育托管制。他认为，把学校交给中介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主体意识的丧失，这难免导致学校、乃至所培养学生个性的丧失。刘京海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学校管理风格有粗放与精细之分，管理水准有高下之分，通过专业化管理，有进步意义。

浦东新区一位智囊人士表示，医疗领域管办分离更敏感，教育领域相关改革不妨慎思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