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纠结，决心有多大？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流大学。”近日，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的表述，再次引发各方争论。在他眼中，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符合教育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新近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下文称《规划纲要》）中，起草者明确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口号。但高校“去行政化”、如何践行教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设计等，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去行政化”之争

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共有31所重点高校，其书记与校长位列副部级，人事任免由中央相关部门负责。

部分高校官本位的管理弊端明显，对政绩与形象的追求，对规模、数量、速度，对大楼、大校园的追求，压倒了对教育质量、教师和学生成长的关注。在《规划纲要》中，明确“逐步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据一位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核心人士介绍，“上面下了决心要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北京一位知名高校校长表示，高校行政级别不是现在有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才把级别提高到副部级。“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这位校长表示，“现在我可以找北京市长、副市长，取消以后我肯定找不到了”。依照其逻辑，如取消行政级别，办学将更为困难。

“去行政化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校长获得资源的能力，但行政化弊端带来的问题更严重。”上述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人士表示了不同看法。

多位高教界人士表示，如果不取消行政级别，就无法建立起学校独立管理体系和内部游戏规则制度。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室副主任王烽表示，从外部来讲，行政级别确定的是政府和高校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决定着两者之间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从内部讲，现有高校管理方式，都是参照外部管理方式。

在一份由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杨东平教授领衔主导的民间版的“教改方案”中，强调要“恢复高校的自治性”：待大学职级制建立之后，取消各类高校行政级别；在高校内部实施人事聘用制度改革，取消统一的干部身份制度；高校教师和职员按照岗位级别或职级制确定待遇。

谁说了算？

“关键是真正树立起学者优先这种核心理念。”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解读。而现实情况是，“校内行政机构臃肿，开支庞大，行政力量主导教育和学术决策，影响了学术的活力和创造力。”杨东平教授表示。

在新近公布的《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但是，有高教界人士表示，没有具体条例配合，相应改革很难落实。

例如，虽然在《高教法》、《工会法》、《教育法》里都原则性规定，强调教职工代表大会要对学校事务进行民主管理，但实际上诸多权力没有得到制度细节保障。

“因为建新校区贷款，欠银行20几个亿的债，但教职工是不知情，像这样的事在教代会上不会报告，只有书记、校长和分管副校长少数人知道。”一位地方高校负责人表示。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公布的财务报告，主要包括收了多少钱，政府拨款多少，核心问题如银行欠款等，一般都不会涉及。

有参与《规划纲要》起草的专家强调，一定要制订相应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管理条例”，比如教代会怎么组成，职权是什么，管辖范围是什么，和高校行政部门是什么关系。

此外，在本次《规划纲要》公布文本中，明确提出“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增强经费分配的科学性。”

但是，这个委员会如何设置，在文本中并没有提及。有高教界专家判断，教育部门倾向于将这个委员会设在其内部，因为这样就可以掌握资金流向，进而强化对高校管理。“但如果这样，那么建立这个委员会的意义又有多大呢？”该专家建议，为了确保资金使用更有效率，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应设在各级人大框架之下。

民间版的“教改方案”亦建言，该委员会应按照全国、地方人大批准的预算，向各学校拨付法定的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