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获“准生证”始末

相对于国营和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就像是封建社会传统大家庭的“庶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政治意识的阴影里。至于一张“准生证”的取得，则经历漫长的时间

私营经济这个词汇，在1956年以前的共和国话语体系里，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另一次是出现在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里，一方面仍旧规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总任务，又规定了对其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等政策，并且指出了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之的发展方向。1956年以后的三十几年，私营经济从人们的概念和话语中完全消失了。

“文革”结束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突然获得了松绑的机遇，私营经济又悄然崛起。相对于国营和集体经济来说，私营经济（准确的表述：那时应该是个体经济）就像是封建社会传统大家庭的“庶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笼罩在政治意识的阴影里，自然要引起一番争论。至于一张“准生证”的取得，则经历漫长的时间。

“盲流”与个体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土地大包干破茧而出，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劳动力剩余，要自发寻找出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可。中央顺乎民意的政策，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三条出路：一条是进入正在迅速发展的社队集体所有制工业；一条是给承包大户当雇佣劳动力；一条是进城“拾遗补缺”，到城里贩运、出售来自农村的农副产品以及开设饮食服务摊点。

给承包大户当雇工，催生了农村的个体经济；进城“拾遗补缺”，则催生了城镇的个体经济。但是，这些为城镇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用他们辛勤的服务满足城镇居民的生活，却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下，只获得了一个“盲流”的身份。

在城镇里看到“盲流”身影的同时，城镇里也呼啦啦地出现了一批不被称为“盲流”的闲人：800万回城知青和城镇失业大军。政府的安置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让他们能自谋生路，政府为他们打开了个体经营的大门。从此，中国又出现了“个体户”这个名词。

“个体户”是在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而情急之下产生的。当年，以国人固有的“兴无灭资”的传统意识来看，“个体户”虽然缓解了社会矛盾，但在中央看来，在承认个体经济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仍然必须明确限制其活动范围和规模。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会议的通知指出，“宪法明确规定，允许个体劳动者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1981年7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中又进一步规定，“个体经营户必要时可以请一、二个帮手，技术性强的或有特殊技艺的可以请两三个，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既承认“个体户”有雇工的必要，但又想防止扩张，用一个只允许“轻微剥削”的“紧箍咒”，把“个体户”限制在小规模、边缘性、个体范围的经济活动中。

不过，形势比人强。随着个体经济的扩大，“最多不能超过五个学徒”的规矩立即被打破，“雇工”这个在中国绝迹多年的、在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色彩词汇的出现，触动了当年意识形态最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应该有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

讨论中，有人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做出过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明确地划分的“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七下八上”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1983年1月，中央对超出政策规定雇请较多帮工提出“三不”原则：“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两年到了，邓小平还是说：“再看看。”

“看”了几年之后，中央1987年“中央5号”文件中，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三不”原则改成了十六字方针：“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抑弊，逐步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