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范个体暴力事件蔓延

就近期广受社会关注的多起袭击儿童而报复社会的恶性案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对媒体表示，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为了防止恶性袭击儿童案件继续制造恐慌，当前各地公安部门和财政部门都已经加大资源和警力调配，提高幼儿园和小学区域的治安保障水平。毫无疑问，这是在类似案件多发期必须进行的安保升级措施。然而，继续存留的问题在于，由于暴力行凶者的一般市民性质（不具有刑事犯罪案底或者过往没有刑事犯罪倾向）和弱势群体性质，它意味着也许存在更多存有报复心理的“普通人”。那么，已经迅速升级的小学和幼儿园区域安防配置，要到何时结束升级、还要在哪些公共区域升级布防，都还是未知之数。

一般而言，当社会的个体成员在寻找不到应有的社会救济渠道时，其中一些人会诉诸个体暴力行为而“寻求平衡”的事件，在多种矛盾遭遇忽视和漠视的社会转型期，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像南平袭击案中行凶者的堕落，带有明显的企业转制历史中的人员处置遗留矛盾因素，但是和在其他企业转制矛盾中仍存有希望的群体不同，对儿童行凶者选择了“自杀式”的报复加毁灭的道路。

对于加强公共治安保障，可在一时防范某范围内的暴力行为，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个体暴力产生的种种深层次问题。事实上，就在行凶者对少儿行凶同时，他们已选择“自杀”。社会不公可以催生厌世心理，杀害儿童的凶手同样是懦弱者，因社会“不公”导致的仇恨，让懦弱者具备了“弱者”和“暴民”的双重特征。面对这些人，不能单靠治安层面的技术手段。

要化解导致社会仇恨的深层次矛盾，当前在一些基本制度及实施层面需改进，这应该是治理需要依靠的第一道防线，如尽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生存底线的社会保障系统；完善司法系统和信访系统；加强行政机构及其他各种权力机构使用公权力时的权力约束。这些应该是防止社会不公正导致社会仇恨走进极端的制度基础。同时，第二道防线在于，政府需要用实际行动真正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事实上，如果富豪雄踞社会分层金字塔顶端的同时，数以亿计的的大众在做塔基，这一结构是相当不稳定的。最近的社会现实还反映出来，社会流动通道问题值得关注。“出身”背景这一因素，对社会成员一生的发展和福利的影响力，已经远远大于几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们需要正视贫困的代际遗传问题。

只有解决了社会深层矛盾，个体暴力事件的蔓延才会得以缓解。从政府到个人，都必须警惕这种暴民化的蔓延，并且更要防止个体暴民的团体化。此外，从基本制度基础入手同时，还应该对相关调解制度、民政救济制度、社区援助和慈善制度等进行革新和创新，让各种可能的社会援助通道，获得更大空间，共度转型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