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中有条古典自由主义潜流

《资本主义理解史》的作者们试图以一种历史的方式来重新看待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学说。开篇，主编张一兵在《主编的话》中，首先讨论的，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是历史”这样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是啊，历史，构成了一种叙事，不仅马克思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且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也已成为马克思学说中的革命基因，有时反而使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反而变得模糊不清。比如，张一兵在文中多次强调了20世纪末让中国学者颇感意外的文本事件：布洛代尔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既然如此，让马克思在六卷本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中打头阵，岂非文不对题？

当然，马克思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并不表示就此可以一股脑推翻马克思与资本主义之间“生产关系”。 在大多数人印象中，马克思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反对派”，但这绝不是马克思真实面貌的全部。从早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赞赏，到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增值过程的细致分析，乃至对于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成功预言，资本主义思想家先驱与马克思这个“不肖子孙”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像得要亲密得多。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思想中有一条古典自由主义的潜流。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和自由主义要求自然平等权利的“逻辑”之间有着天然的矛盾，而后者又潜伏着一条从激进民主导向革命共产主义的内在理路，由此，写过《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的英国学者伯尔基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古典自由主义正在孕育它的叛徒，而这个叛徒恰恰又是古典自由主义最忠实的继承人。在一个不能结束压迫和剥削穷人，资产、财富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权力分配差异的国度，资产平等分配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平等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诉求，他们满怀着恻隐之心，将贫穷视作资产阶级贵族特权的不平等特征，然后，这一诉求最终诉诸暴力革命，从而从根本上摧毁了他们头脑中声名狼藉的资产阶级法典。

在这个过程中，卢梭是关键性人物，他的“普遍主权”学说实际上暗含着两个方向：一种是平和的资产阶级道德模式，它们固守着传统，在一种无伤大雅的层面上“作为现实法律、政府架构以及社会团体个人关系的开场白”；另一种方向则让人感到不安，它所指向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未来，在这场风暴之中，道德平等和集中使得个体意识和个体生存黯然失色，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

正是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思考一种政治经济学说，并将人类的劳动能力——劳动力——视作一种资本运作的基础，建构起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身上有一种奇怪的异化能力，这种异化能力不是致力于将乌托邦社会主义导向一种实践的道路（革命），反而更多是将它的对立面——自由主义的学说的资产阶级根基——异化为它的掘墓人。乌托邦学说中的小农意识和神话般的幻想，从来不是马克思热衷的对象，而且乌托邦诸学说的小说性质似乎一直在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性。

《资本主义理解史》尽管采用了许多最新的“科研成果”，但谋篇布局仍然像一本大学教科书，其反思性的内容，似仍嫌不够过瘾。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比如，从阿伦特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就会发现一些问题。马克思和阿伦特都强调人是一种“复数”，只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复数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阿伦特更看重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个性成份。阿伦特和马克思的分歧在于，阿伦特反对马克思将劳动与政治活动视为一体的观点。在那本著名的《人的境况》的开头，阿伦特就讨论劳动、工作与行动三者之间的区别。在阿伦特看来，行动是个体性的，而马克思意义上的政治活动更多带有集体意识形态的痕迹。阿伦特认为，个体不是无助的动物，他们可以突破意识形态的改造，坚持自我的追求。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阿伦特也敏感地注意到了，个体行动千差万别，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若走向极端，就会像布朗运动和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约束，也就没有责任感，从而使雷曼兄弟这样的害群之马出现。这就需要一种社会性契约——比如法律——来规范他们的行为，同时又保障个体的政治自由。

在集体主义的狂欢造就的人类灾难之后，阿伦特的这种反思极为必要，这也可以让那些在金融危机之后急于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找寻经济救赎良方的学者们多一分警醒，为资本主义掘墓的人，同时可能也在为其他的时代掘墓。